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全文赏析 赋得永久的悔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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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永久的遗憾

季羡林

作者简介

季羡林是山东临清人。他是中国著名的作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和散文家。他精通12种语言。1946年，他从德国留学回来，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成立了东方语言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8年，《牛舍杂记》出版，被认为是“一部用眼泪和鲜血写成的书，是一代大师留给后人最好的礼物”。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梵学、佛学、吐火罗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论研究齐飞。”他的作品被编入《季羡林选集》，共24卷。

题目是韩小慧老师给的，所以叫“福得”。但是我愿意写文章，所以不是八股。我为什么愿意做这样的文章？总之，一个好的标题不仅赢得了我的心，也首先赢得了我的心:我早就想写这样的东西。

我已经九岁了。过去七八十年，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国外研究所；从“志在学”到超越“不从心超越当下”，曲折坎坷，走过了阳关大道，走过了木桥；在经历了“重山河后无解疑”和看到“暗花后又一村”之后，在齐飞欢乐与悲伤齐头并进，失望与希望齐头并进，我的经历可以用很多来形容。要说后悔，那是无处不在的。如果你想选择最深、最真、最难忘的遗憾，也就是永久的遗憾，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从未离开过我的心一瞬间。

我永久的遗憾是我不应该离开我的家乡和我的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度贫困的村庄。我们家是穷人中的穷人。可以说，没有贫穷的容身之地。在十年浩劫中，我跳出来反抗被她视为眼中钉的乖张却又火辣的北大“拉斐特”，她想赶紧摆脱。她的崇拜者已经两次跳到我的家乡，故意把我“打”成地主。他们傲慢的老师没有吓倒我的父母。小时候有个伙伴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声说:“如果整个官村都来投诉，季羡林一家是第一个！”

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它说的是实话。爷爷奶奶早逝，留下父亲和其他三个兄弟孤独无助。最小的叔叔派人走了。我的父亲和他的第九个叔叔非常饥饿，他们不得不去别人的枣林去捡掉在地上的干枣子来充饥。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最后两兄弟被迫离开家乡，盲目逃到济南谋生。这个时候，他们才十多二十岁。在一个没有朋友的大城市，一定经历了很多磨难，九叔被困在了济南。于是父亲回到家乡，说自己是农民，但是没有土地耕种。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九叔有时从济南寄点钱回家，父亲靠此度日。不知怎么的，我找到了我媳妇。她是我的母亲。我妈娘家姓赵，家里跟我们家一样穷，要不然也不会结婚。她不能在家吃饭，所以她有钱也有闲去上学。所以我妈妈一个字都不知道。她一生都没有名字。她的家在另一个村子里，离我们村子五英里远。这条五英里的路是我母亲一生中走过的最长的距离。

北大那一个“老佛爷”要“演”成“地主”，也就是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

后来听说我们家真的“有钱”了一阵子。清末民初，舅爷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毛钱，在东三省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彩票，中了大奖。兄弟俩商量着要“带着财富回老家”，在家里扬眉吐气。于是他把钱带回家，但他的九叔还留在城里，他的父亲打理着村里的一切。他以荒唐的价格买了砖，盖了房子。用荒谬的价格买一个有井的田地。当时真的是心花怒放。可惜好景不长，父亲用一种荒诞离奇的方式招待了四面八方的朋友，只有江。转瞬间，瓦房被拆去卖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换了主人。全家人都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几岁，跟我说我也不懂。所以，这一次我们家忽升忽降，就像昙花一现，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恐怕这个谜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谜。

无论如何，我们家又回到了以前的贫困状态。后来听人说我们家只有半亩地。我不知道这半亩地是怎么来的。一家三口住在这半英亩土地上。市里的九叔肯定会给一些支持。但是，一生一次的湖北中部抗洪奖之类的东西也不算少，九叔也没有多少钱养活弟弟。

我太年轻了，不知道我的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反正我吃得不好。我知道。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粘面饼，吃红高粱饼最低，颜色为红色，像猪肝。“白”和我们家没有关系。“黄”与我们几乎没有缘分。只有“红”才是整天陪伴的人。这个“红”又苦又涩，真的很难下咽。但是不吃让我饿，还有点“红”。

然而，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我爷爷的表哥是举人，他老婆我叫她奶奶。他们中的这一个有钱有地。虽然举人去世了，但他的家庭仍然很好。我的曾祖母还活着。她自己的孙子早死了，所以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她是整个官村为数不多能吃“白”的人。她不仅自己吃，还每天给我留半个或四分之一个白馒头。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马上跳下炕往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向奶奶，喊道:“奶奶！”她立刻笑得合不拢嘴，把手缩回到胖胖的袖子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片馒头，递给我。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

另外，偶尔可以吃一点“白”，是自己劳动买来的。在夏季小麦收获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小麦。住在街对面的宁家的阿姨和大姑——他们家也是极度贫困的——带我去这个村里或者村外富人的地里“捡麦子”。所谓“捡麦”，就是其他家庭的长工把麦子割了，总会剩下一点麦穗，不值得捡，所以我们穷人来“捡”。因为永远不会剩下多少，我们会捡半天的半个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笔财富了。我姑姑和姑姑一定特别照顾我。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夏天能捡十斤八斤的麦子。这些都是我妈妈擦的。为了奖励我，小麦季过后，妈妈把小麦磨成面粉，蒸成馒头，或者糊成白面饼，满足我的渴望。所以我吃了很多。

记得有一年，我摘麦子的表现可能有点“不平凡”。中秋节——农夫口中叫“八月十五”——妈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吃了起来。那时候，对我来说，月饼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龙肝和凤髓难分伯仲。我很少吃一次。我没有注意我妈妈是否在吃饭。现在回想起来，她一口也没吃。不仅月饼，还有其他妈妈没尝过的“白”月饼，都留给我吃。她可能一辈子都在吃红高粱饼。在灾难年，你甚至不能吃这个，所以你必须吃野菜。

至于肉，吃的记忆似乎空白。我妈家隔壁是一家卖水煮牛肉的作坊，为农民辛苦了一辈子。当他们老了，不能耕田时，几个农民以很低的价格买下它，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死它，把肉煮开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在肉锅里撒尿，让肉烂了。农民心地善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告诉邻居:“今天不要买肉！”我妈妈家很穷。虽然她很爱我孙子，但只会用瓦罐，花几块钱赚钱，包一锅牛肉汤，总比没有强。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个牛肚，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口气吃下去，就用生锈的铁刀一片一片地切开，慢慢地吃下去。这牛肚真的堪比月饼。

“白”，月饼和牛肚都很少见。“黄色”怎么样？“黄”也很少见。然而，虽然我只有几岁，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春夏秋，村外的草和庄稼都长大了。我会在村外割草，或者在别人的高粱地里劈高粱叶。剁高粱叶，田主不仅不禁止，还表示欢迎；因为一旦叶片裂开，就能改善通风，高粱就能长得更好，谷粒就能打得更多。草和高粱叶被用来养牛。我们家很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叔家有地，经常养两头大牛。我的草和高粱叶子是给他们的。每当我，一个带着不到三块豆腐干的孩子，拿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叔家门口，心里就觉得有恃无恐。我把草放在牛棚里，总会有一顿“黄”饭，不会被二姨“卷”起来。过年的时候，我心里觉得，过去的一年，我在喂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有勇气去二叔家吃黄面饼。黄面饼是用黄麦和大枣蒸的。虽然颜色是黄色，但却排在“白”之上，因为每年过年只吃一次，稀缺性比较贵，所以黄色面饼比较贵。

我上面说的都是食物。为什么一提到你妈妈，你就会提到食物？原因并不复杂。首先，作为一个孩子，我很在乎我吃什么容易。第二，我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和妈妈脱节了。除了“黄色”，她什么都不碰。我一直陪在她身边，直到我只有6岁，然后我回家了一小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连妈妈的脸影都模糊了，没有清晰的轮廓。尤其让我难以理解又容易理解的是:我无论如何都回忆不起来妈妈的笑容，她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她家穷，儿子远，吃了不少苦。笑容从何而来？有一次，我回家听宁大阿姨跟我说:“你妈妈总是说，‘我知道回不来了，就绝对不会让他走！’“短短一句话包含了多少辛酸和悲伤！母亲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望着远方，期待着儿子的归来！然而，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儿子才回来。

对于这种情况，我一开始很困惑，没有深刻理解。高中的时候，我大了几岁，渐渐懂了。然而，我不能自立。空我有野心，却无法实现。我暗暗下定决心，立下誓言:大学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马上迎接妈妈；然而，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妈妈离开了我，永远离开了。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正是我应该说的。我无法想象我的母亲在临终前想念她心爱的儿子。一想起来，我的心会裂开，我的眼睛会流泪。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从济南赶到清平悼念时，我看到了母亲的灵柩和破旧的房屋。我真的很想在棺材里被杀，和我妈妈一起去地下。我后悔，我真的后悔，我不该离开我的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地位、幸福、荣誉，都不如和母亲待在一起，哪怕她一个字都不认识，哪怕她整天吃“红”。

这是我的“永久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