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读后感精选10篇 八次危机

《八次危机》是一本由温铁军着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八次危机》读后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桀亡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 荀子《天论》

每次翻阅温铁军先生的《八次危机》都有收获。在他高屋建瓴的指点下，干瘪的历史纪年变得温润起来，尤其在关键时刻他甩出自己的观点便戛然而止，留白则迅速弥漫铺开，引人遐思。

历史是一杆秤，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能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准星。

我把大事年表做了个word版，做表的时候，就像在欣赏一部无声的纪录片。

《八次危机》读后感：“备胎”农村

毛主席当时打天下时就是以农村为据点，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就是个“备胎”，Plan B，不过很多时候，这个后背还是很给力的，当危机来临时，找它就可以了，那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靠背呢？2014年年底农村工作会议昨天刚结束，提出了现代化的口号，其实这些都是虚的，主要看具体的政策内容和落实如何。把这个缓冲用好了，又不能一次用完就不能用第二次了，而且不能只用完不管了。如加快城市化，并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如果这样的话，下一个危机来临时，只能在城市硬着陆了，因为你一次就把好东西给用尽了；同时，也不能用完就不管了，经济危机来了，就把农村当做一个新的发展点，发展的时候要注意多多惠及到农村的群体，并且危机过后，还应该进一步的反哺，因为还没有把账还完，也可以适当多还点，下次毕竟还有用的上的时候！

当然，书中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值得学习的内容，在下经济学知识有限，很多时候看起来有点费劲，以上只是一些很浅陋的收获。

《八次危机》读后感：60年来的改革，只是危机的产物—中国三农问题真相

才云鹏

按西方经济学的判断，中国体制对危机并不具备天然免疫力，只是太多的遮蔽使国人临其境却失其觉。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中表述了这样一种铁的的事实：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中国已发生8次经济危机。

这种说法以其寥寥而深具挑战性，虽让人震惊，但作者秉承多年来一贯“以脚说话”的严谨态度，通过对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三个敏感领域的初步清理，用翔实的数据和冷酷的事实，强有力地解剖了伟光正的历史巨人的遗骸，对后知后觉的国人相当富有启发性。

本书的创作起点来自于联合国正在推出的交叉学科“批判政策学”，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发展过程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国情研究专家，作者以8次经济危机为切入点，从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经验出发，以“成本转嫁”的视角对经济危机及危机化解做出独到的辨析，并通过对农民、农村、农业在中国历次危机中的承载器地位的深刻剖析，对三农未来走向给予了深切关注、科学预测和具体建言。对三农问题的根本性揭示和指导，是本书最大亮点之一。

事实上，在温铁军的眼里，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农民、农村、农业”。“农民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对农民的深切关注使其拥有了“温三农”的绰号。随作者回顾中国的经济危机史，读者将在对中国三农的坎坷境遇给予瞠目和同情的同时，了解三农问题的历史全息图像。

大幕拉开，内情不再晦涩。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双重责任，使“必须持续工业化，同时又要保证粮食安全和农村稳定”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两难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只有发展工业化才能保证基本主权安全，没有资本原始积累，一个落后农业国如何进入工业化？而原始积累就要提取剩余，剩余当时主要从农业来。薄一波在《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说：要搞工业化就得让一部分人做出牺牲，中央认为只能…从农业集体化开始。搞初级合作社，建立高级社，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全部出口中80%以上是农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加工品，三农为工业化做出巨大的历史贡献。而工业化和城市化与风险累积同步，这使危机的发生成为科学上的必然。中国屡遭危机仍能维持所谓的增长，更多是利用城乡二元体制把城市危机转嫁到农村，农村一次次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调节作用，使城市的失业问题不至演变成社会危机。

三农问题的真相开始显现：中国成为工业化大国，凭的正是向农村转嫁城市资本的制度代价，三农领域中劳动力、土地和资金这三要素更多地被产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危机到来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制度成本又开始向“三农”转嫁，三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使城市经济实现了所谓“软着陆”。在这之前，50年代靠恢复小农经济已缓解了一次危机。之后的80年代的大包干则再次帮助城市缓解了高通胀和高赤字危机，在把土地和劳动力还给农民的同时，也把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开支负担也转移到土地上。中国在所谓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农村都承受着更大的代价，这就是三农问题发生的根源。

这正是中国经验中的一个最鲜明特质。当资本要素绝对稀缺而又要进入现代化，政府必然会亲资本。于是有上世纪50年代的亲苏及获得苏东资本，70年代的恢复西方关系及获得欧美资本。60年代被封锁，就只好亲劳工、亲社会，并因此成为最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批评声音说那段时间极左，但本书的客观分析使读者知晓，这是无奈的选择。重工业特点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同时排斥劳动。中国50年代开始发展重工业，结果城乡发生二元结构对立。二元结构的确不人道，但其客观形成是中国另一个真实的经验。1978年启动的对外开放，则迅速导致外汇支付能力和国内财政配套能力的极度紧张，国民经济紊乱开始显现，遂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改革、提高”的紧缩方针。

总而言之，中国经验的关键特点，是政府公司化的资源资本化，为更顺畅地将资源转化成资本，因资本集中而造成的风险就会以转嫁的方式甩出。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则导致“硬着陆”，引发经济体制的大变革。1979-1980年的赤字危机导致整个80年代的连续政策调整，价格双轨制和放权让利则成为改革的开始。而无论是从前的“调整”，还是后来的“改革”，一切都不过是危机的产物。

基于三农在历史上对中国经济及政治的巨大贡献，作者对此表现出浓郁的人文关怀。让人欣慰的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正在变成现实。2009年1月，官方宣布2500万农民失业，这个数字是其他国家发生动乱的红线，中国能平安涉险，则因政策方向转变为“加强农村建设，加大城乡统筹力度”，投资于三农的财政比例不断扩大。这得益于胡锦涛提出的“包容性增长”，“胡温黄金十年”一直致力于使资本要素回流农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新农村建设同样是应对危机的战略举措。

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同时应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化解城市危机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包括1998年为降低国有银行风险而进行的农村金融改革，为拉动内需而进行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改革等，都成了将农村资金抽向城市的“抽水机”。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鉴于此，作者认为出台真正有利于三农的政改措施是当务之急。三农问题是宏观问题，但目前研究多关注微观，如通过种植经济作物让农民增收。率先提出三农问题的温铁军则认为，只有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加强农村建设，才能实现所谓五项统筹、综合平衡。当前的中国是图钉社会，数量巨大的小农构成了钉面，要改变现状，首先要改变资源分配格局，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农村三要素的长期净流出是否被继续强行推进。另一方面，小农经济的弱小使其无法抵抗外部性风险，任何激进的制度演进都会发生严重的制度成本。当市场失灵加政府失灵成为三农的双重困境，西方的经验和制度，在此都不具备全球意义。要想在中国推进政改，中国经验才是最现实的筹码。

在新的经济危机已开始酝酿时，10年前就提出城镇化概念的温铁军当然会给出自己对三农问题的决策建议。他认为，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才是中国路子，能在最短半径中让最多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这一建议正被高层渐渐接受。其他一些呼吁也体现了作者的直谏性：要求农民和市民的地位平等，要求真正的农民代表出现。而鉴于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稳定的第一要务，温铁军建议参考日韩经验中综合农协的成功做法。这些建议都极具操作性。

全书第二部分是“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基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太极图上的两条鱼，作者对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危机并如何处理经济与政治的显性、隐形纠缠给予了明确的提示，并重点指出，中央想增加政治权威、号令公司化地方政府的条件尚不完备，中国政体改革绝非按西方体制重构的问题，而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这是作者基于中国的真实经验而揭示的中国当今政治体制的核心弊端。如何解决这种中央失控，是对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真正考验。

总结过去60年的真实经验，为今后的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奠定必要的思想和政策储备，是本书的核心所在。本书特点在于理论创新，全新的视角与方法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八次危机》读后感：雄关漫道真如铁

我从未想到，三农的视野会被拓展到如此宽广的地步。“成本转嫁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历次经济危机化解路径的解释，不如说是对“三农”问题沉重的历史渊源解析。“三农”不仅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提供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还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更数次承担了工业和城镇难以承受的经济风险。不知这个比喻是否形象，我感觉，中国的“三农”像一个农村母亲，不仅为儿女的哺乳耗尽了乳汁，而且为儿女的成长费尽了心血，也快卖光了鲜血，残废了身体，如今躺在农村的土炕上，向着“工业化”“城镇化”这两个最大的儿女发出痛苦的呻吟。“三农母亲”的付出够多了，是时候工业与城市的反哺；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能力上，均应如此！这便是当今城乡一体化时代的现实背景。

任何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对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亦如此。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与反复，充满激情的建设年代同样布满荆棘，特别是在前无古人的情况下，要走出自己道路的时候。由于记忆的懒惰，我们更倾向于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甚至概念化，即使对建国后熟悉的当代史，也难免逃出这样的倾向。如今，通过本书，忽然间发现建国后已经经历了“八次危机”。不论是“经济危机”还是“阶段调整”，名词的刺耳与顺耳并不重要，关键是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出现过波动。今天的危机与挑战依然严峻，回过头来，把建国以来的历次危机及其化解进行系统的回顾，温故而知新，不仅有历史价值，更具有时代意义，这便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当然，“成本转嫁论”是对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而向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的一般概况，能否换个名词来说明那些年中国为应对危机不得不采取的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措施呢？

理性的思考对一些研究者来说恰恰最为欠缺，为了放大自己的声音，不惜偏激走极端，而置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于不顾。虽然本书的作者们声称要去意识形态化，但得出的结论依然是主流的，这可能要让一些研究者失望了。甚至，八次危机的逐一化解，更加凸显了执政者的伟大。是的，为了危机的化解，民众尤其是农民付出巨大的代价，但能让广大民众如此一致地在艰难中前进，本身不就是奇迹吗？正如本书指出的，在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利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产业扩张”和“结构调整”阶段，现在又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的新阶段跃升的过程。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成长的代价，而应该看到确实成长了，现在要研究的是如何更好成长的问题，这便是最大的现实课题。

政治经济学，既有政治，又有经济，可现在一般只剩下经济学，就经济学而言的经济学，自然难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误区。早在19世纪末，中国已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世界的大游戏中，不过扮演了弱小的角色，频频输掉比赛。即使中国宣布“站起来了”之后，中国的发展依然无时不受着世界政治的影响。每一次经济危机的背后，几乎都有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不放宽历史的视界，如何能辨析全球化时代的复杂国家博弈。而那些仅以单一视角观察历史的做法，又何其单薄和狭隘也！比如现在被不断反思是否应该参战的朝鲜战争，如果放开观察的视界，可以发现，正是这场战争，扭转了亚洲政治格局，树立了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也换来了中苏真正的蜜月，带来了大规模工业援助，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步伐。也又如本书所披露的，因为不愿像东欧一样依附在苏联周围，中苏短暂的蜜月又很快结束，中国不得不在缺乏外资、缺乏资本的情况下依靠劳动替代来推动工业化，终于完成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完成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落入“发展陷阱”和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命运。从这一点上观察，更感觉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意义。而现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城乡二元体制，也曾发挥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现在只是倒了“还账”的时候。还有那成本极高的“三线”建设，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那里的工业基础。

历史不是数学，在必然中又充满着诸多的偶然性。研究历史，只能让历史说明事实，而不能让历史证明观点。依靠一定的研究结论对整个历史进行规律化的总结是可行的，但若要想发明一个历史的公式，像数学一样进行逻辑推导历史的演变却是有问题的。同样是面临危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是不一样的，不仅政治环境大不一样，而且城乡现状也发生调整，在城市近乎焦头烂额之际，农村的制度调整却引发了柳暗花明的效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拉动整个国家经济，并给城市以启迪。同样是输入型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形势与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化解措施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可以说明，今天的中国应对之策，可以借鉴过去，却必须正视现实与未来，要有新的应对举措。

然而，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世界经济所追求的增长何时是个头？轰隆隆的机器声中，人类制造出了远超历史任何时期的产品，迅速地满足了人们无穷的欲望，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剩，由此导致需求相对不足经济下滑时，然后通过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然后再出现新的生产增长和过剩，如何循环，到最后成了为增长而增长，陷入难以自拔的“增长陷阱”，这又如何去改变呢？而自从美元脱离黄金的束缚后，世界已经进入金融资本横行的时代，国家关系就像一个传销组织，发达国家处于传销组织的顶端，依靠金融资本对下层传销组织进行控制从而供养自己，本身却不劳而获；发展中国家虽然辛勤努力，但却处在传销组织的底层，收入微薄。在此情况下，中国又如何提升自己的发展？

《八次危机》读后感：懂社会才能懂得书的真谛

世有三种书，一曰闲书，二曰有用书，三曰经世致用之书。

读第一类书，可以坐在马桶上，可以躺在床上，在纷繁浮华的硝烟下拥有片刻安宁。

读第二类书，或在书房，或在办公室，手拿一根笔，点点画画感想辈出。或对自我或对组织产生促进作用，让自己或组织成为基业长青的榜样、英雄。

读第三类书，则要正襟危坐，读时眉头时而紧蹙时而舒缓，或顿足捶胸或开怀大笑。读后必寻人大发感慨，或抒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奋笔疾书、或抒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愤然前行。

作为“农二代”的一份子，我深深地为曾经对“农民”这一名词表示蔑视的行为永久忏悔。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愈发觉得农民对于国家的发展是多么得重要，而他们身上所背负的不实之词及享受的最低利益是那么得沉重。好在，中国有如温铁军先生这般高级知识分子在努力扭转着人们的思想。

温铁军其人其事

温铁军先生今年52岁，师从着名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素以敢为敢说敢做为名。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因为过于重视“三农”，而被“踢”出农村改革研究队伍。2003年温铁军率领团队，带着对先辈晏阳初的敬意来到定州翟城村，开始了他生态化有机农业的试验。

2003年的我，听到新闻后的第一个感觉是“不赚钱谁干”。有人说中共农民自私太看重钱。其实，又有谁不自私不在乎钱呢？因为，农业收入低，农民可能会因三根玉米打架。但知识分子为了少则几万多则几百上千万的研究经费，又有多少人不会上边嘴斗下边脚斗飞到乱甩呢？

因此，温铁军无法说服大部分农民“先赔三年”，也就根本无法让国家支持“先赔三年”的理想状态。200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强制取缔，温铁军强令学员不得反抗。自此，温铁军消失了。2013年元月重出江湖，这次的震动则是出了一本书。

可惜，温铁军先生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属于我开篇所讲的第三类书——“经世致用”之书。这本书如果前推两三年，恐怕都不会面市。正如***主席所言“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这本书对建国后我国经济政策特别是三农问题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并对目前的“城镇化”提出了最高级别的警示。

这本书，将农民的作用剖析得非常完善，更指出了中国避免“发展中陷阱”的“最佳”道路。可惜，他是一本“经世致用”的书，不是一般读者能够读懂、爱读的有用书。更何况，在许多读者眼中，“三农之学”于己的作用并不大。然而，果真如此吗？

农村和农业是中国经济危机最后的避风港，农民是稳压器。

《八次危机》读后感：天道行常

《八次危机》是温铁军及其研究团队关于研究中国建国以来的8次危机的研究文章总集。在温铁军看来，中自建国以来，总共发生了4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8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这8次危机包括了，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的危机，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2次输入型危机。

对照书名“八次危机”，书中所谈及的另一名词“城市经济危机”其实是一个很玩味的名词。首先是关于危机，或者是经济危机。由于正统的思想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因此，本书也并没有用经济危机来指代。然而当我们在研究这些危机时，是否符合经济危机的特征呢？而另一方面，经济危机本没有城市农村之分，加上城市显然是为下面的论述铺垫，即在温铁军看来，当局解决问题的途径基本是将战火引到了农村：“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

不过可能是由于作者论述的重点原因，导致了有时候论述的不够详细，比如在谈及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中，虽然谈及了由债务导致的成本，而使得发生了1974年到1976年发生的最后一次“上山下乡”，但其实我所关心的是，那么此时的经济政策到底是仅仅从“工业型向民需型”的转变，还是经济政策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且对于改革前后的6次危机还是论述比较少。

当然，关于1997年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中，其实还是看得出作为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对于中国经济的思考。当中国与世界接轨，“既然是输入型危机，就不可能考中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化解；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定制权而只能使用国内政策，则势必形成巨大代价。”也就是说，以过去依靠成本向农村转移的方式，依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该出危机的做法，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延续了。

天道有常，以中国特色来为自己找借口和永远的摸着石头，或许并非长久之计。

《八次危机》读后感：第九次危机

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中共开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2008共遭遇八次危机，其中既有单纯的经济危机，也有财政危机，有些甚至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而那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往往就促进了制度改革。

值得庆幸的是，所有危机，我们都熬了过来，但这也正是我们所要担心的：因为我们没有对外扩张的基因，每次危机都是内部消化，全民买单。

纵观八次危机，其中，以第五次，最严重，最糟糕，其解决过程最惨烈，最无耻，也最无奈。今天，我们正站在第九次危机的边缘，他和第五次危机，却恰恰有着某种相似性：被西方封锁，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已无空间的国内政策。

这些都逼迫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面对，并承担危机所带来的阵痛，以及倒逼改革，所带来的新生。

如果把国家看做一门生意，那么收入就是税收，支出就是公务员、军队、教师工资和社会福利，如果需要修桥补路盖高铁，就需要发行国债，或者借外债。当入不敷出的时候，企业可以破产，个人可以跳楼。国家怎么办？一般来说，就是增税，印钱，削减公务员支出，退出福利，对外掠夺，当然也可以设立“平准制度”，垄断重要资源和老百姓做生意。

下面，我们将回顾这八次危机，熟悉它的套路和过程，以减轻分娩时的痛苦。

第一次 1958-1960 苏联撤资 第二次 1966 冷战铁幕，军备建设 第三次 1974-1976 中美建交，拥抱西方 第四次 1979-1980 新老交替，维系稳定 第五次 1988-1990 经济过热，投机失控 第六次 1993-1994 旧制度总清算，房地产登上历史舞台 第七次 1997 亚洲金融危机 第八次 2008 次贷危机 其他：1994年分税制改革

第一次 1958-1960 苏联撤资

背景

1949年后，中国仍然延续了之前的经济萧条，粮产量是战前正常水平的75%，有4000万灾民，由于战争还在继续，依然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在建国之初，中国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极端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获得援助。是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后，付出了牺牲14万人，失踪25万人的代价。才在战后获得了54亿美元的苏联投资。利用这些投资下，中国迅速走出萧条，开始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

简单来说，就是朝鲜战争带来了中国第一次招商引资，开启了全盘苏联化，构建完整重装军事工业体系的进程，也迅速形成了以集中在大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

经过

1958年苏联要求新的联盟条约以实现主权换保护，由于毛的拒绝，苏联中断了对华投资，以及技术支援。这直接造成了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流产。

一般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都会遭到“宗主国”的投资中断，与此同时也会出现经济的崩溃，随之政治动荡也就会发生。

之前第二产业产值已经占比达到40%以上，1960年危机发生时，该数字是44%，在下一年，1961年，第二产业占比为跌至31%，财政收入也发生了-37%的断崖式下跌。

中央开始放权，这是第一次强调地方政府放权，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我们采用大量的劳动力替代了非常稀缺的资本，从而勉强维持经济建设，1958年底，参与炼钢的劳动力达到9000万人以上，加上间接支持的人，总人数超过1亿。

然而，离开了苏联专家，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真正提高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因无知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60年，城市就业人口从1.3亿下降到4500w，也就是下降了60%。

从1961年起，政府不得不开始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进行生产自救。一方面是粮食减产，另一方面不得不用农产品和矿产偿还苏联债务，雪上加霜。1960-1962三年人口增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2000w”，新生儿死亡率达到14%。

出了通过死人进行需求侧改革，也采取了一些自救措施，比如允许农民退出生产队。农业税的比例也从8%上升到22%，财政形式有所好转。

总结来看，虽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是维持住了经济增长的局面。

解决

1 和苏联继续谈判，争取到了一些项目的后续投资；

2 进行税制改革，简单来说就是放权，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利，地方财政支出由29%上升到了57%，中央财政收入由80%降低到20%+，这也导致中央不得不增发货币，但是由于是计划经济，所以物价是稳定的，但是物资却是短缺的，最终死了很多人；

3 农村生产自救；

4 超高失业率，死了很多人，进行需求侧出清。

图中1959之前是国家资本主义，由于第一次危机进行放权，中央财政收入下降；

1993年因为再次遭遇危机，而进行分税制改革，也就是进行了削藩，从而收复中央财政权力，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地方卖地，滥发债务的恶果。

第二次 1966 冷战铁幕，军备建设

背景

中苏交恶，中国在美苏铁幕夹缝中求生存，蒋介石正在加紧反攻大陆，同时中印边境爆发战争。一方面，根据苏联在五十年代的建议，中国着重开发了沿海和东北的工业区。但是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最终，毛力排众议，集中最好的力量上核武器。

经过

1965年起，因战争形式需要，中央将一些沿海城市工业向西部和西北内陆地区转移，这也就是所谓的三线城市建设，从1964年-80年代，约有2000亿元流入三线城市开发。

“三线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然而这些建设几乎不产生任何收益，但是客观地说，他保全了中国政权得以在残酷的冷战环境下生存，为之后的发展争取了空间。

解决

第二次财政危机依然是靠向农村转移，而实现软着陆，1968-1970 上千万知青下乡，除了三线建设和兵工厂有少量招工外，沿海城市仅仅维持产能。

第三次 1974-1976 中美建交，拥抱西方

背景

21世纪之前的对外开放，主要是需要资金，引入资本；之后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出口贸易，向国外要市场。

国际上，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的滞涨。接下来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开始偏向铁幕的西方。

毛接受了“世界大战在二十年内打不起来的观念”，由周恩来提出了“四三方案”，即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一方面是引入西方资本在沿海地区布局工业化城市，另一方面是调整中国“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这是新中国第二轮“维持自主性的对外开放”。

经过

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国引入的机械设备正好是42.4亿美元。这立刻导致了和第一次对苏联引进外资一样的后果：1974年财政赤字达到100亿，当时的财政总规模只有800亿。

面对严重的危机，1974年政府继续号召“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然而一方面由于文革已经结束，大家热情不再，另一方面1972年后的投资高潮客观上拉动了城市就业，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下乡，政策难以贯彻，社会不满情绪激增。

始于1972年的西方设备、管理以及技术的引入，以及进行的相应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大地改善了国内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比如西方化肥设备使得1972-1974年中国化肥产量翻翻，化纤设备使得“的确良”服装、尼龙还有洗衣粉成为日常消费品。随之而来的还有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三大件消费品的问世。当然负面因素就是中国不得不支付昂贵的“服务费用”。

最重要的是，这次开放使得高层路线从最初的照搬苏联模式，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了照搬西方生产制度。

解决

第三次上山下乡。以大锅饭制度，使用“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主义”化解外部风险，在20年内，中古农村一共消化了3次总计4000万的“知识青年”。

---改革开放分界线---

第四次 1979-1980 新老交替，维系稳定

背景

随着毛，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领导的去世，新任领导班子缺乏对宏观经济调整的经验，甚至还出现了以华国锋主导的更大规模的外资引入计划“八二方案”。即仅1978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合同，同时还达成了50亿美元的意向，而当时的财政收入一共只有1132亿。这直接导致了1979-1980两年累计赤字达到300亿。

因此本次危机的直接原因：

1. 70年代后在国家负债和赤字压力下依然在投资城市工业，形成巨额财政赤字；

2. 过渡期政府，为维护新政权合法性，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福利和补贴增长过快。

同时，改革开放后，农村去组织化，和农产品商品化，都造成了已经不可能向农村转移危机，所以之后的危机只能在城市硬着陆。

资金的短缺也迫使中国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传统禁区，1978年12月，中国宣布可以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

当然，由于内在的中央与地方债权不清晰，随着大规模的开放，引资，造成了日后“责任中央承担，收益归地方政府”的问题。

经过

在投资高潮之后进入紧缩，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的11.7%下降到1981年的5.2%；

固定资产增速从22%下降到4.58%，甚至负增长。

1979年财政赤字为170亿元，1980为127亿，巨额财政赤字造成巨大通货膨胀。

本次危机不仅伴随着大量失业，而且还有1978年开始的知青返城高峰。1978年返城知青255万，1979年395万，1979年累计的待业人员达到1500万。

大批待业青年引发社会治安问题，随着社会犯罪率直逼建国后水平，中央开展了“两个严打”运动。

解决

严重的通货膨胀；

针对社队企业进行增税；

垄断粮食贸易，“平准操作”；

财政分级承包，拨改贷，利改税；

*本次危机放过了农村，政府退出了不经济的农业，也甩出了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以“大包干”形式向农村返还了土地和劳动力，客观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从1982开始复苏。

农村无法再消化危机

城市工业多年来以剪刀差剥削农村，造成了“三农”的全面衰败，终于，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财政主要来源后，农村集体化已经完成了其为国家实现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

随即，农村集体经济退出，开始推行“大包干”的家庭承包制，这既是甩包袱，也是修养生息。70万生产大队，480万生产队变成了2亿多农户。

为了实行修养生息政策，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6种主要作物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0%，但是最终市场价格上涨了49%，表面上是推动了农产品市场化，实际上是国家垄断了粮食贸易，进行“平准操作”，给城市人造成了灾难一般的通胀。但这客观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本质上，80年代的改革，并非“做大蛋糕”，而是存量调整，农村部门的边际投资收益远高于城市。

第五次 1988-1990 经济过热，投机失控

背景

本次危机是由传统金融周期和新旧制度转换成本叠加而成。新旧制度转换成本指的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形成的财政赤字，以及伴随的制度寻租成本。

随着之前提到的集体经济退出农村，农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农村工业从1982年一直到1988年，乡镇企业的年均增长率都在30%以上，高于同期社会生产总值10%以上。

农民收入连续4年增长快于城市居民，农村消费一度占全社会零售总额的60%以上。中国在80年代曾经出现了内需推动的黄金增张。

一般认为，本次危机是标准的经济过热，银根收紧，债务危机爆发最后导致萧条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风波。事实上，本次危机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首先，确实发生了恶性通胀，1988年达到了两位数。同时，也不能忽略巨额财政赤字的现象。进入1988年，财政赤字超300亿，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4.8%。

事实上，即便在物价飞涨的1988年现金投放量679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货币投放仅为16亿。1990和1991的年M2增速更是超过了3000亿和4000亿，没有紧缩货币的迹象。

而且，当时M0增速远小于M1M2，所以这是一场宽货币，紧信用的宏观调控。

那么，赤字是如何造成的？很大程度上由于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补贴造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新旧制度交替成本。而之后采取的一些列市场化价格措施，进一步恶化了通货膨胀。

经过

经济增长速度从11.6%下降至4.1%，3.8%；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41%下降到了-8.23%；

本次危机结合了多方面的原因：

1 经济过热，形成了周期性经济衰退；

2 价格双轨制改革，形成了巨额赤字；

3 为了解决价格双轨制，强行推进“价格改革”，从而进一步恶化了通胀；

4 之后的利率飙升，又造成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爆发，从而造成了本次具有典型意义的滞涨。

简单来说，就是过去5-10年过度的流动性，瞬间涌入了“民生池子”，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然后在紧缩调控下，爆发了全面的债务危机。

解决

1 部分地转嫁“三农”，要求“发展沿海经济”，“两头在外”，让出国内市场，向海外要市场。最终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从依靠内需发展而转向外向型经济。导致农村企业大面积关门歇业，农民收入连续三年下降；

2 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组织，教育，医疗的维持费用。

外向型经济开始

80年代，是中国第三次开始大规模开放，引入外资，这直接推动了中央推出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奠定基础。

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内需型增长被打破，90年代，中国被迫“两头在外”，要向海外要市场，从而主动加入了由国际金融主导的全球化进程。

与此同时，从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连续3年下降，迫使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最终形成了九十年代民工潮现象，为之后的人力密集型外贸输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在89年代后期开始上升，然而外债也是在上升的，所以这并非真的创汇，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93年，那一年人民币一次新贬值50%。

在资本短缺时代，国家在财政两年赤字的情况下，只能引入外资，随之而来就是外债上升，外汇下降这些现象。所以，中央在鼓励外向型经济的时候，始终在强调“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1993年贬值后，中国突然凭空出现了巨大的成本优势，于是开始了全面的廉价劳动力输出，外债从100%降低到了10%，这也是今天贸易战的起源。

第六次 1993-1994 旧制度总清算，房地产登上历史舞台

背景

本次危机实际上是上一次危机的延续，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新旧制度转换造成的成本的总清算。

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最终引起X9政治风波，从而导致自1971年以来的西方第二次全面封锁。

之后，是中国骤然加速了在市场化和金融化为主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南巡讲话传递出的信息，是鼓励自主增大引资，自主将占有资源资本化。也就是，不再靠紧缩解决危机，而是靠放权，开源解决危机。地产，证券，期货也是在这一时期开放的。1992年的中国十四大推出“市场经济”改革，是这次演化的最高潮。

然而最终地方经济过热，债务推给中央，中央不得不成为最终债务人，最终变成恶性通货膨胀。本次滞涨危机处理失措，造成了巨大代价。

与此同时，年轻人将危机现象归咎于“旧体制”，第三代领导人顺势做出了全面纳入全球化的主张。

经过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同年，南巡讲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地方政府间接或直接推动了当地的公司热，地产热和投资热。这直接导致了1993年，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时发生。

其中，财政赤字指的是政府不得不为地方的投资行为买单，提供流动性以维持金融机构运作。

金融赤字指的是银行利率和市场利率出现“贷款差”，即民间利率已经市场化，而金融机构利率还未能市场化，这和今天大量影子银行存在的原理是一样的，大量银行资金涌入市场。客观山造成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这看起来是金融混乱，其实是投机失控。

外汇赤字指的是，199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211亿美元，在偿还外债后，已不足以结算贸易逆差。

总结起来，在内忧外困下，我们使用了宽财政，宽货币和大规模的信用扩张，这不仅造成了资产泡沫，投机失控，也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是三大赤字同时发生，到了已经超过GDP总量的危急关头。

中国政府进行了壮士断腕般的“排除地雷阵”，“冲出万丈深渊”的改革予以应对。主要是推出了三大宏观领域改革：

1 人民币大幅贬值，汇率一步并轨，实现了外汇市场化；

2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1984年确立的分级承包制进一步演化为分税制，从地方财政占70%调整为约各占一半，然而这又造成了地方政府风控卖地以弥补资金缺口。在分税制改革后的1994-1998年，在中央不断阻挠的情况下，平均每年的耕地减少规模仍然达到21.5万公顷。

3 强行紧缩银根。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发行，注入流动性。

同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两大退出”：

政府退出国企，直接进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仅1995-2000年，国有部门集体单位在职人员减少了4800万人；

退出公共福利，职工住房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中国教育经费在上世纪末的目标为GDP4%，实际上从3%下降到了2.5%

最终，大量呆坏账在银行挂账留给了继任者，中国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数万起群体事件，大众收入下降带动内需下降。在付出了一系列巨大的代价后，终于在1997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由14%下降到9.7%，通货膨胀由21.7%下降到了6%左右。

然而，之后全球立刻遭遇了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内需和外需都下降的中国，陷入了3-4年的通货紧缩。

需要补充的是，在1993-1996，3年间100%幅度连续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并且全面取消粮票制度，客观上虽然保护了农民利益，实际上国家进行了“平准制度”，开展了粮食垄断经营，加剧了城市的通货膨胀。

解决

1 人民币大幅贬值，汇率一步并轨 ；

2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削藩；

3 放松银根，大规模通胀 ；

4 政府退出效益低效国企，大量工人失业；

5 政府退出公共福利，住房、教育、医疗产业化。

小丑行径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这些调控措施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为未来20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奠定基础。

总结起来，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成本，这成本中央转嫁给了地方，地方又转嫁给了房地产，而房地产又被全民买单。具体来说就是土地资本化的过程中，货币大量超发，超发的货币被消化在了房地产市场，从而实现了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让市民和农民共同承担了中央政府在1993年三大赤字高于GDP总量的危机局面。

买房的人，帮中央承担了很多债务，不买房的人，则承担了更多的债务。

第七次 1997 亚洲金融危机

背景

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从产业型经济向资本型经济的重大转变。明显的标志就是第一产业就业出现了衰退。中国从资本紧缺走向资本过剩，而且随着融入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中国的60年历史上，一共发生过4次外资引入，或者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每次都会或多或少引发危机，这是资本逐利的本性造成的。

第一次发生在50年代，苏联资金的撤离，造成了两次赤字爆发和就业危机；

第二次发生在70年代，因西方设备和服务的高昂代价也造成了两次赤字和就业危机；

第三次发生在80年代，中央在赤字压力过大情况下，允许地方扩大开放，招商引资，这造成了1988滞胀型危机和1993三大赤字同步发生的通胀和经济危机；

第四次是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国民经济已经有严重的外向型特征，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收到了输入型危机的影响。

本次危机实际上由内外原因叠加而成，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严重依赖外需，外需对中国经济拉动率为4.2%，贡献度为44%，当年投资度经济的贡献度为34%。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危机仍未结束，大量之前的银行的呆坏账，需要通过银行商业化解决。

经过

1992年南巡讲话，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在1994年出现失控迹象；

同期，由于新老制度交替，赤字持续扩大，不得不超发货币；

1997年完成软着陆，同期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中国遭遇特大洪水；

1998-2001，陷入之后3年的以通货萎缩为标志的经济衰退。

解决

1 中央上收金融权利，进行金融系统改革，彻底解决从80年代起遗留的历史坏账问题；

2 积极财政政策，从1998年-2000年，发行了3600亿元的国债，用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扩大内需。

1998年我国的第一条高速公里才通车，而到了2003年换届时，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到达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从1998年起的十二年间，我国的国债投资带动的投资规模达10万亿，加上各个地方融资平台，可能总计达到20万亿。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基础设施面貌，为我国成为新世纪的世界工厂，以及为日后的互联网物流发展红利奠定了基础。

同一时间还有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2001东北振兴，2003中部崛起和2005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总结起来，这次输入性危机由于中国政府的强力干预，1997,1998两年的GDP为7.8-7.6%，整体稳住了经济，但是中国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长达四年的农民收入下滑”，内需不足和“三年通货紧缩”。市民和农民依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金融系统改革

一般来说，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不分家。所有的地方债务最后中央都会变成最终债务热，而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最后也都会向银行透支。

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各国政府对金融体系安全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意识到大量坏账的巨大隐患。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从1998年开始，至2002年结束，金融和财政终于进行了“分家”，银行脱离了对财政的依附关系，中国的银行终于从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变成了独立与地方的产业垄断资本。

第八次 2008 次贷危机

背景

1999年后，中国面对的是两大过剩，劳动力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90年代人口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奖金1000万，如果中国的GDP低于7%。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就会少于800万，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另外，中国还面临着金融资本过剩：2007年的存贷比为69%。中国已经全面由资本短缺转入资本过剩。

所以，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是三大过剩vs三驾马车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

中国决策者在90年代面对危机建立起的“高利率 + 低币值”策略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全球化发展趋势，这一方面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创汇，同时迎合跨国公司投资诉求。中国在1998-2008期间成为FDI第一的国家。但是这也导致跨国公司占据了中国几乎所有战略性行业的主导地位，其年均利润率也一度高达30%，这个时期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10年。

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1998年金融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利被大规模削弱。地方政府开始主导“高投资+高负债=高成长”的发展模式。自2002年起，地方财政赤字急速扩大。

综上，中国在这一时期靠的是外贸+投资，化解国内过剩产能的发展模式，从2003-2007，中国GDP在5年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经过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对外依存度在续上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曾长期在70%左右。中国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2002年完成金融市场化改革；

2003年新政府换届，进入圈地运动，地方财政赤字扩大；

2008年以雷曼兄弟倒闭为代表的次贷危机，迅速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产生影响；

虽然四万亿刺激计划在一定程度挽救了经济，然而三驾马车仅剩投资可用，而且大量的过剩产能已经无处出清，这为之后的第九次危机埋下了隐患。

解决

1 积极财政政策，四万亿投资计划；

2 稳定汇率的前提下，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

3 持续超发货币，房地产为支柱行业。

1997和2008两次输入型危机，都是全球型危机演化而来，中国政府采用“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危机，成为全球的典范，然而，这也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造成了政府债务大幅上升，虽然说，这些债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而国内的基础设施条件，然而，也不可避免造成了全民买单的现象。

2008年和1998年最大的不同在于，1998年我们还处在“经济货币化”改革当中，大量的货币可以被纳入“经济蓄水池”。而之后就只剩下“房地产池子”，同时，中国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投资和外需都已经是强弩之末。制度成本不断累计，全民买单现象则常常表现为社会冲突。

很感谢您看到了这里，面对第九次危机，我们认为，仍然无法避免全民买单的现象，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是：买房子，多美元，和空股指。

其他：1994年分税制改革

http://news.hexun.com/2008/1994fszgg/index.html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

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 ，但中央支出却占50% 多

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 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

1、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代之以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征收增值税和规范消费税。

2、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财源。

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

中央财政直接 组织的收入将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60％左右，中央财政支出约占40％左右，还有20％的收入 通过建立规范化、科学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向地方转移。

3、为了保护个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

主要参考资料

温铁军《八次危机》

《八次危机》读后感：简单整理一下纲要，将来备查

自1960年那一次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能顺利转嫁的，就会在城市实现“软着陆”。

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从来都是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相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

中国是在几乎不具备工业化内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进入工业化的。新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原始积累始于外资，旋即中辍，继而在外部资本趋零的条件维持工业化举步维艰：1、在“双重紧张”内向地实现资本聚集和积累；2、在反对冷战封锁和后冷战控制中外向地谋求与外部资本、技术、市场合作的机会。

工业化之初的两个基本制度方面的矛盾：1、农民高度分散，国家无法成规模地占有农业剩余；2、资本绝对稀缺。

成本转嫁论：城市工业化的危机代价对乡村转移，是在城市实现“软着陆”的条件。

一.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对内剥夺+对外负债

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像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城市化也是从“三农”提取剩余，形成积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a. 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剩余；b. 提供廉价劳动力；c. 通过低补偿的“地价剪刀差”提供土地。

二. 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外资外援中辍后国内工业化进程未中断

两轮工业化的机遇：a. 因朝鲜战争承接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b. 70年代后向欧美日开放，完成对“偏军重”产业结构的调整。

60年代的“艰苦奋斗”实现了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积累边还债，让中国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政治依附。

三. 中国何以避免陷入发展陷阱？

依托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

但凡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就能在城市实现“软着陆”；若不能，则在城市“硬着陆”，导致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一. 苏联援助让中国走出建国初期萧条

1.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经济危机

1949年农业总产量仅2100亿斤，为战前年平均水平的75%，灾民达到4000万人。

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低，仅及民国币制改革后1936年的52%。

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约为150万，还有大量半失业人口。

10月国内战争还在进行，政府只好印发2倍以上钞票来支付450万军队、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是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46.4%，还造成物价暴涨，涨幅达到5、6倍。

2. 被朝鲜战争改变的中苏关系

中国出动134万人，付出了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失踪约25万人的巨大代价，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此后1950-1959年，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合计达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

中国得以在1950年迅速走出经济萧条，开始工业化高速原始积累阶段。

3. 小结

中国只在1953年之前实行过发展私营经济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此后国家获得外部大工业投资，很快完成民族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它最初确立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1953年，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延续到债务／赤字危机全面爆发的1960年。它主要以国家负债的方式从苏联引进设备和技术，同时由中央政府通过以乡镇为单位的大规模集体化从“三农”提取剩余，以此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对外还债。

二、苏联撤资

1. 直接原因

中国坚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苏联不得不按照中苏条约于1956年交回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撤走在东北的军事基地。

苏联援华投资于1957年突然中断，代之以1958年提出的建立新军事结盟的提议，被毛泽东拒绝。

2. 中国的应对

继续争取投资：中国继续与苏联谈判，争取到了数十个后续项目投资。

放权地方：大规模下放地方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发动地方政府参与原来由中央垄断的工业建设，由于地方没有建立工业化必需的“学习机制”，只好参照中央接受苏联投资形成的重工业模式，于是有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

增发货币加快积累。

三、危机到来

1957年起国民经济连续快速回落，财政收支急剧恶化，在1960年跌落谷底。大规模增发货币导致在1960年爆发赤字危机。地方投入也难以维持持续增长，1960年经济出现负增长。

城市就业从1960年最高峰值1.3亿降到1962年的4537万，2年减少8000多万人。

1961年开始政府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起生产自救。

四、经验

1. 以劳动力补上资金的“坑”

以“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和国民动员的手段，发动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民众参与到工业化原始积累中来，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代替稀缺的资金要素。据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回忆，1958年年底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达到9000万人，加上间接支援的人，超过1亿。

2. 组织载体

随着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引进，中国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并按照该体制要求随后洼村哼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是实现动员的组织载体。

3. 制度松动

1961年政府在危机压迫下对农业集体化政策作出调整，允许部分“农民退出”：一方面，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另一方面，允许农民在生产队搞“三自一包”。

1962-1963年出现经济复苏。

一、“三五计划”的夭折

60年代初，当时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家经济工作领导人提出“三五计划”，旨在推进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模式，对斯大林模式进行“纠偏”。

与此同时地缘环境紧张，中国与苏联及西方国家处于“热战”边缘：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美军飞机军舰侵略中国领海、美苏对华“核打击”的讹诈威胁。

最后“三五计划”胎死腹中，形成了以毛的意见为主的决策主张：一方面搞原子弹，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搞“三线建设”，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设施转移到内地。

二、以国防为目的的三线建设

1. 国际背景

2. “大三线”与“小三线”

1965年起，一些沿海工业企业逐渐向西部、西北地区搬迁。

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毛又提出“小三线”战略，要求各省建设自成体系的“小三线”。

1965-1975年，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据估算，从1964年到80年代，中央向“三线建设”的投入资金为2052亿元。

“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

三、危机的爆发与应对

1. 爆发原因

靠“自力更生”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工业化建设在延续。

1966年彻底偿还苏东投资外债形成的压力。

几乎不产生经济效益的“三线建设”大规模投资，造成更大的财政赤字。

2. 应对：第二轮“知青下乡”

1968-1970全国上千万知青下乡，沿海城市工业经济仅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态。

一、背景

1. 全球产业调整

60年代发生了全球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调整，它们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

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接受日本产业转移，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

“四小龙”地域狭小，资本向土地、资源、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2. “金融创新”

1972年美国单方面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产业资本流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美元大幅度增发派生“金融创新”，依靠衍生品投机吸纳过剩流动性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

3. 中国与西方“破冰”

中国借尼克松访华和美国解除长达20年对华经济封锁之际，转用西方投资改造工业结构。

二、第二次引进外资：“四三方案”与“八二方案”

1. “四三方案”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大规模引进价值42.4亿美元的机械设备。

2. “八二方案”

毛、周、朱相继去世后，华国锋及其班子缺乏调控宏观经济的经验，在1977-1978年从日本、欧美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仅1978年就签订了78亿美元的项目合同，1979、1980两年累计出现超过300亿的赤字。

滞胀危机爆发，应对危机的“改革”应运而生。

三、第三次危机爆发

“四三方案”引进欧美日的设备和资金，把工业转向偏重民生经济，1974年开始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国家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很快严重不足，危机爆发。

四、应对：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1974-1976年，政府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但已经难以顺畅贯彻，反倒酝酿了社会不满情绪。一方面是“文革”结束，城里年青人热情不再容易被鼓动起来；另一方面1972年以后的高投资客观上也带动了部分城市就业，很多青年不愿下乡。

毛去世以后，后任者不可能再像他一样3次向农村送去成千上万的城市失业群体，此后城市经济危机一般都在成立“硬着陆”。

一、危机爆发

1. 爆发根源：过度投资+福利补贴支出过快

“八二方案”投资高潮后，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经济萧条来临。1979-1981年，经济危机爆发。

危机主要缘于70年代末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一方面是70年代以来两次引进外资积累了巨大赤字，另一方面1978年以后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福利和补贴支出增长过快。

投资和提高收入，都有助于提高华国锋政府的合法性。

2. 高失业率引发治安问题

1978年知青工作会议提出，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城镇开辟就业门路等，随后两年下乡知青逐渐减少，到80年代大多数地区不再动员知青下乡。

大批知青返城，加上原有的待业劳动力，组成了数千万的失业大军，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直接导致1981年开展“两个严打”。

二、在城市“硬着陆”和借助“三农”复苏

1. 政府当时在农村政策方面的两个改革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

推行家庭承包制，同时政府大幅减少支农投入，缓解财政赤字。

1979年开始政府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大幅提高粮价。

以上两点加上此前连续10多年集体化大规模投入劳动力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幅增长。

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

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开始，政府就鼓励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发展在地化的“五小工业”，但在1960年恶性经济危机打击下，对乡村工业进行抑制。

70年代末，政府又开始允许农民雇工或自雇，从事以往国家垄断的工商业。一方面这使得“乡镇企业+城镇化”成为拉动中国内需型经济增长的动因，另一方面又因为大量占用原材料和工业产品而促推了1988年由“价格闯关”引发的通胀——第五次危机爆发。

2. 农村工业化促进国家经济复苏的三个因素

农民因素：农民收入提高，有了购买力从而填补了城镇需求萎缩的“坑”；农民向社会提供了大批低档低价消费品，使市场上实物商品的流通量增加，吸纳了政府赤字和货币增发可能导致的通胀风险。

农村因素：多数农村集体性质仍未褪色，使得乡村集体依托刚开放的生产力要素，凭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而低成本进入工业原始积累，如华西村。

市场因素：改革的市场经济导向和产品市场初步放开，使得低档次一般消费品的需求暴涨。

3. 经验与启示

以“大包干”形式向农民归还了土地和劳动力，放松对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刺激农民自主发展农业和非农生产的积极性，推动国民经济从1982年开始复苏。

1983年开始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其中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在1988年再次发生通胀前，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收入。

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农村消费水平大幅增加，消费额一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创造了80年代的“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

一、特点和内在机制

1. 特点

基本特征：以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投资大幅度增加为基础的滞胀形态的经济危机。

高通货膨胀。1987年下半年开始明显上涨，1988年“物价闯关”前官倒公司带动全社会大抢购。

生产停滞。强硬的紧缩政策造成“连锁负债”。

2. 爆发原因

“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促使货币增发，引发通胀。

政府推行激进改革：价格双轨制和物价闯关。

二、经济危机与成本向“三农”转嫁

1. 措施

转嫁对象是乡镇企业：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原材料和产品市场。

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2. 后果

农民收入和消费持续下降。

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刚性开支转嫁给农民，致使后者负担进一步加重，进而社会矛盾愈发突出，群体性事件增加。

农民收入持续下降，迫使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找工作，最终在90年代演化成“民工潮”。

国民经济由此前的靠内需拉动增长，转向越发依赖外向型经济。

三、复苏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促推了经济复苏。

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进一步放开。

取消粮票，客观上为劳动力进城移除了制度障碍，1993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增加到4000万，直接弥补了乡镇企业倒闭带来的农民收入降低的问题。此外，货币在中国由此还原为一般商品等价物，货币化时期开启。

四、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

背景：80年代积累财政赤字危机爆发，国家外汇储备变为负数；1984年开始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外汇储备雪上加霜。

目的：增加出口创汇缓解外债压力。

时间：1988年中央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将中国引向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为何落在刚起步的沿海乡镇企业身上：至少部分地是为了保护城市利益集团导向的国家产业资本。

结果：199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由逆差改为顺差，此后顺差连年攀升。

一、特点和内在机制

1. 时代背景

1992年确立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中央的“政企分开”政策进一步掀起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狂潮，这些企业问世后就迅即强化设租、寻租为基本手段的原始积累，助推了经济危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各地纷纷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名扩大投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上项目热遍及全国，直接推动了投资热、集资热。

被“硬道理”等乱象逼迫的中央政府为了维持金融体系运作，只好增印钞票，向市场投放了过量货币。

2. 经济乱象：四热、四高、四紧、一乱

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

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

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

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经济乱象带来的制度成本演化为1994年CPI高达24%、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等。

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及大规模货币增发，直接造成1994年CPI上涨24.1%。

这是改革以来第一次投机性需求过热导致的经济危机。

二、政府应对

1. 外汇改革

汇率调整“一部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由1：5.64降到1：8.27。以此促进出口，缓解收支恶化。

2. 信用扩张

多年财政赤字透支了国家金融，吃空了银行全部资本金，吃进一部分银行存款，加上该阶段投资需求高涨，于是同步大规模增发国债和货币。

3. 分税制改革

以往地方财政占比超70%，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各占约一半。

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几近疯狂地“以地生财”，另一方面改革以1993年各地财政收入作为中央对地方返还的基数，各地疯狂征税，使得宏观调控无法严格落实。

4. 国有企业改革

各地政府强行推进以卖为主的国企改革， 迫使数千万国企职工“买断工龄、裸体下岗”。

三、结果

宏观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的提高，经济发展更加国际化，也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客观上造成国内消费不足，需求下降。

1997年中央政府宣布实现“软着陆”。

四、城市和农村共同分担危机成本

1. 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

2. 公共事业领域政府退出和民营化

政府为减少财政池子压力，减少对医疗、教育的投入，促使其完成产业化改制；随之而来的是医疗高收费、药品高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和加重学生负担等问题。

3. 乡村治理劣化，三农问题呈现爆发趋势

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都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留在下一级地方，县乡级财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出现了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情况，基本上以“吃饭财政”为主。

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加大，地方可支配财力迅速下降，造成“财力上收，支出下移”，经过层层截留，位于行政链条最低端的县乡级政府陷入财政困境。

地方政府与三农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频率、规模都有所增加，主要是反对过重税费、非法土地侵占等。

4. 金融资本异化实体产业

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非创造利润的工具。

5. 土地资源资本化机制发生根本改变

经营对象的改变

80年代“以地兴企”主要是乡镇企业乱占农村耕地，需要通过产业经营实现土地增值收益。

90年代“以地生财”的“圈地运动”则由地方政府发起，土地本身成为被经营的对象，通过单纯的开发或者流转就能获得远高于80年代“以地兴企”的收益。

增值收益分配的改变

“以地生财”阶段，一次性征地补偿后农民就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地方政府获得土地增值的垄断性收益。

发展收益的分享也不均衡。“以地兴企”阶段，土地资本化收益较多留在农村内部，带动农民非农就业与收入增加；“以地生财”阶段，土地出让收益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些地方农业人口进入城镇的比例随着地价上升而下降。

6. 危机治理对三农的影响

正面：粮价提升提高了农民收入，财政支农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农民不必自带口粮、土地开发高速扩张等带动了农民离土离乡的就业。

反面：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城市对粮食需求减少，经济转向萧条后粮价、效益双下降。农业衰败趋势加速显现。

一、背景

1992年中国实际上开始开放资本市场，但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才第一次明确了“资本”的地位，提出“资本市场要素”的概念。从此“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中有了“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内涵。

中央政府1994-1997连续三年的宏观调控，促成内需下降和对外依赖上升的结构性变化。

到1997年，出口对国民经济拉动率为4.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44.4%，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为34.3%。出口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二、危机爆发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爆发，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对国民经济对拉动率降低至1.3个百分点。次年出口增速全面下降，全年出口总值仅增长0.5%，一般贸易方式的出口全年出口总值同比下降4.8%。

外需下降直接导致国内发生萧条和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

1997年10月-次年12月，物价指数连续15个月绝对下降，这是改革以来首次。

三、政府应对

1. 金融体系改革

背景：地方长期的粗放型扩张导致金融部门坏账压力越来越大，金融风险濒临爆发。

改革：1997年11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次年银行系统开始脱出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力量，到2002年完成改革。

影响：中央政府掌控的金融资本得以加入全球资本化竞争；地方政府获取资金能力弱化，促推了“以地套现”为内涵的第三轮圈地运动。

2. 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

1998年起中国连续12年增发国债，带动投资10万亿，加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各级政府总计增加投资大约20万亿。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成为政府名正言顺增加投资的主要领域，如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年振兴东北靠工业基地战略、2003年中西部崛起战略、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

消极影响：国债项目主要交由国企执行，客观上造成“国进民退”；造成以更多投资制造更大生产过剩的“粗放增长”惯性。

3. 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改革

4. 连续三次提出高出口退税率，加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

四、危机对“三农”、“三治”的影响

1. “三农”成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农村再度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农业就业人数逐年回升。

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投向城市基建，大量占用“三农”土地资源，造成人地关系紧张，还因为收益分配问题引发大量冲突和群体性事件。

2. 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对影响

1997年经济转向萧条后供给过剩矛盾线路，粮价、效益双降。

产能过剩与宏观紧缩使得乡镇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再次恶化。

教育、医疗等产业化改革将农村稀缺的资金资源抽走，农业、农村获取的贷款越来越少。

3. 对农村治理的影响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压力落在农民身上，负担不断加重。

基层政府普遍动用贷款、集资甚至黑社会等手段强制农民缴纳钱物，导致基层矛盾激化，直接表现为1997年以后群体性事件数量飙升。

一、危机前的国内宏观环境

1. 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2. “三大过剩”与“三驾马车”失衡加剧

“三大过剩”失衡

劳动力过剩：研究表明农村仍有1.3-2亿剩余劳动力。

产能过剩：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下，大量建设项目建成并集中投产，总供给能力突然加剧。

金融资本过剩：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不足、高等消费市场发育不足，储蓄率大幅上升。

“三驾马车”失衡

内需：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低迷。

投资、出口增长强劲。

3. 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二、以“三农”战略为代表的“民生新政”对2008年危机“软着陆”的作用

1. “三农新政”出台的背景

90年代末因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第三次乡村治理危机。

2003年中国进入经济高涨期后，农村劳动力又大量流入城市，但在遭受“多阶剥夺”之后，养老及社会保障仍需要农村来承担，加上农村发展缺乏劳动力，负担更重。

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以“第二轮家庭承包”确立基本经济制度，农民再次得到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的机会。

2. “三农新政”的内容

2003年：支持三农、农村税费改革、筹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

2004年：提出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推出农村“三项补贴”。

2005年：部分省市区“自费”取消农业税。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推出农业综合补贴、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允许农民互助金融、小额信贷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试点。

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全面推进新农合，全面推进农村低保，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2008年：加大农业综合补贴，提高新农合参保率，全部免除学杂费，修订新的义务教育法，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等。

2009年：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扩大农业金融和保险试点等。

3. 农村“资本池”和“劳动力池”的修复

史无前例的大量支农投入，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部分过剩的资本和产能。

大量惠农投入带动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加。

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缓和了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成为“三农”再次承载危机转移代价的社会基础。

——中国连续几年加强了对“三农”对投入，才具备了使危机“软着陆”的条件。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1. 危机的影响

一方面使得长期依赖国际市场的出口经济受挫，对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

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后大量涌入商品期货市场，推动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中国发生严重的输入型通胀。

2. 应对

利用财政投资拉动内需。2008年出台文件，提出在2010年底前新增投资4万亿，且大部分用于民生项目，涉农投资超过1/3。

在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四、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对维护社会稳定对作用

数以万亿计的大规模投资带动了中西部和农村基建及数以千万计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客观上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吸纳了这些回乡劳动力，减轻了城市就业和治安压力。

同时，大量的城乡基建还是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引发了征地冲突。

《八次危机》读后感：危机的背后是政治

危机的背后是政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伴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步伐推进市场与政府在资源分配上的权力匹配，我们发现政府的强权大大侵占了市场的作用。在《八次危机》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在引入资本、进行改革阶段，因结构性调整、政策因素以及国际大环境发生变化引发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这八次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和当时的形势，以及政治背景有很大的相关性；而在政治强权的影响下，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功用慢慢减弱，效率不断降低，最终成为政治的一种依附，不得施展。

温教授是长期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家、专家，他严谨的统计数据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生重大调整的历史；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精准判断，也让我们对于危机背后的中国经济有更清晰的认识。这本《八次危机》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次危机出发，剖析了其中的玄机，更是结合危机发生时代的背景，为我们揭开了经济危机背后的秘密。对于实际意义上的改革来说，这种对经济的判断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还需要学者咋一定程度上的呼吁和身体力行的支持，更需要政府作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学会适时退出，让市场发挥作用，引导中小企业和广大民众发挥更大的积极性，等等。

危机的背后是什么？是结构性矛盾，产能过剩和需求过剩不可能同时产生，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特殊背景下，这种矛盾却显得可靠和真实，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国情。中国历来将农民放在金字塔的最底座，但是老百姓们愿意么？诚然，他们需要更多的尊重，而这些尊重只能通过政府给予。书中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三农在经济发展中一次有一次让位于国家利益和城市利益，痛苦地背上了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副作用而不是享受改革带来的福利，一次又一次承担改革的风险和摊派的任务。经济发展和他们关系，更多的区别只是在盘剥其利益的轻重程度不同，不怪先贤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八次危机》读后感：几个有意思的观点

1. 毛泽东时期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路径依赖：通过政府动员，甚至强制性把数千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分送到高度集体化的农村来缓解城市压力。

2. 农村承包制改革在理论上可归为“政府退出”，或者可以理解为政府通过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向村社集体和农民作出让步，来甩出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并最终形成制度的一项“交易”。

3. 1993年危机时期强力推出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的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失业，都意味着这次是让城市利益群体直接承载了由国家产业资本扩张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大规模引资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主要代价。由此，城市利益群体发生实质性分化，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强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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