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直谏 魏征：一双冷眼看君王（三）

三魏征劝谏的胆识，千载以下犹令我们钦佩不已。人们似乎有这样一个误解，以为魏征直谏起来什么也不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魏征的性格，他的谏诤是有原则的，那就是直谏而不强谏，更不死谏。魏征对唐太宗的施政心态非常了解。唐太宗知道自己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没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在这样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魏征谏诤起来自然少了不少顾虑。正如魏征对太宗说的一句话：“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番话并不只是谦逊之辞，而是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言。确实，当太宗不受谏时，魏征决不强谏，一般人很少谈这点，在近人蔡东藩著的《唐史通俗演义》（此书名虽“演义”，实则“演义”的是真正的信史，已被不少学者引为史料）中就有这样一件事。当东突厥灭亡时，有十余万人口降唐，太宗令群臣妥议安插方法。“温彦博请仿汉建武故事，会降众齐居塞下，令为中田捍蔽，既是全彼生齿，复足实我边疆，好算是一举两得的良法”。独魏征勃然奏阻：“突厥世为寇盗，与中国寻仇不已，今幸得破亡，陛下因他降附，不忍尽诛，自宜纵归故土，断不可留居中国，从来戎狄无信，人面兽心，弱即请服，强即叛乱。今降众不下十万，数年以后，蕃息倍多，必为心腹大患。”并举出西晋初年没把诸胡驱出塞外，而与民杂居内地，导致以后的“五胡乱华”。魏征的见识不可谓不高，但太宗好大喜功，采用温彦博之策，不但把突厥降众处置塞下，且简选酋长，令入宿卫，想让“彼等畏威怀德”。魏征见太宗不听，自料难以挽回，乃默然退出。结果，当太宗幸九成宫时，入充宿卫的突厥降众四十余人，谋犯御帐，幸为折冲将孙武开等击退，这时太宗才由后伯产生了悔意。从这儿可以看出，魏征和历史上的龙逢、比干这些人不可同日而语，他清醒明智而不愚忠愚义，既能竭忠劲智，又善保已全身，这种“外方内圆”的处世态度，在其谏诤生活中是一以贯之的。魏征有个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著名辩论，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谏诤原则。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后来查无实据，又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进一步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大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后十分感动，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赏给他好绢五百匹。魏征深邃的目光穿透古今，对古今忠臣出力不讨好的下场看得格外透彻，因此极力去做一个良臣，极力开创一种君臣双赢的局面。这种见识无疑是十分高明的，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军国大事上的失误，出于为国考虑，太宗能接受；但君王的私德也对治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方面的失误魏征又起了多大的作用呢？魏征当然也进行了谏诤，比如劝止太宗不要大兴土木，要节俭，但这属于细枝末节，而太宗却有一种大弊，就是素性渔色。尽管他在即位之初，曾把高祖选进皇宫的美女，释放三千余人出宫，任其择偶出嫁，这只是收买人心的表面之举，好色本性却一直未变。见有丽质佳人，往往不肯放过，所以弟妇杨氏，隋后萧氏，以及隋炀帝的女儿，一律不客气的收为己用，就这还意犹末尽，尚想广选天下美人儿，作为后半世的娱乐，终于招来了十四岁的武媚娘，在他身后大唐天下被这个女人闹了个天翻地覆，幸亏天不绝唐，否则就惨了。对太宗的这一失德之处，未见魏征有谏诤之言。对此，蔡东藩感叹到：“唐代谏臣，莫如魏征，唐代奏议，亦莫若魏征之十思十渐两疏。但……武媚娘之召为才人，亦何不力加奏阻？徒就普通君德，陈入千百言，吾犹惜其末中主弊也。”蔡氏感叹得十分有理，不要说武氏后来乱了大唐天下，单为太宗的身体健康考虑，好色这点就应提及。由于纵欲，感觉精力不济，只好求助于长生不老医方，由此吞食金丹，反使一代神武之君51岁就匆勿辞世。当然，对于帝王的这一私德，做臣子的是极难规劝的，有道是，“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我们又何必一味苛求魏征呢？四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知识分子曾经高吟“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最后却是怀才不避，只能泪湿青衫遗恨终生；又有多少知识分子经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虽然跻身朝班欲大展宏图，也曾激烈谏君，可惜所事非主，轻则遭贬，重则被诛。悠悠辛酸泪，士人心头流。比较起来，魏征能得遇唐太宗这一英明君主，确属三生有幸。他冷眼旁观，匡正朝政得失，不但没有获罪，反而得到了太宗的特殊礼遇与尊宠。魏征由于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皇室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征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据魏征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病危，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塌探望，并面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征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时年64岁。太宗悲恸之极，于安葬之日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他思念魏征之余，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太宗论定功臣，魏征得以图像于凌烟阁。虽然对待死人是做给活人看的，但太宗的感情真诚多于做作，他与魏征这种鱼水情深的君臣关系堪称世间楷模，千古绝唱！世必先非常之人，然后成非常之功焉。魏征的横空出世，助成了“贞观之治”这一盛世的开创。他确为一非常之人，因而屡有非常之行。他不屑作“不事二主”的“忠臣”，却成就了名垂千古的第一良臣！他不为一己之私名私利而苟延残喘朝秦募楚，他的人生准则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故而他一双冷眼看君王，满腔热血酬苍生。他不是愚忠，不是小忠，而是“大忠”。孟了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能做到这种忠国不忠君，忠民不忠人之不凡境界者，魏征当属古今大臣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