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东青 我不是成东青 我是俞敏洪

我不是程，我是余

去年，《中国合伙人》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认识了余洪敏。很多人认为电影里的程就是我。然而，我不是程，我是余。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是北大的二流毕业生

两次高考失利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期间因病休学一年，毕业后留在那里担任北京大学英语教师。1991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我在北京的一些私立学校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

在《中国合伙人》中，程为了追到法务部第一美女苏梅，先是爬上电线杆制造浪漫，然后在未名湖畔划船表白...回顾我的感情生活，就差很多了。在我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在北大4年，没有一个女生爱过我。

很多人觉得我的记忆水平很好。我能记住三四万个英语单词，还能背英汉词典。到目前为止，我的脑海中应该有两万个英语单词，但那是我与时间斗争的结果。我花了四年时间，锲而不舍地背下来，墙上全是字。

当你不够聪明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如何用时间换取你的智慧和才华。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别人一个星期就能背完一本书，你可能要花两到三个星期。记忆力和智商是有差异的。

我背课文很慢，但是背得慢的好处是我忘得慢。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同学们又要背课文了，我就不用背了，因为我可以马上背完每一篇课文。记忆科学中有一个原理，速度与遗忘成正比。如果你有一天背了一篇课文，一周后你就会忘记。但是一周背完，一年可能就忘了。

但其实我在北大一直很自卑。从进北大到离开北大的11年，我一直生活在自卑中。但是自卑也是好的。在自卑中，我学会了“语感”的能力。自卑靠脸。因为不相信自己，所以总是想弄清楚别人怎么想。所以当我看到别人的眼神和动作时，我会去揣摩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后来发现这在管理上很有效。在管理中，我们必须努力弄清楚员工想要什么，以及与员工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我北大毕业的时候，成绩不好。当时我很期待离开北大，因为我在北大从来没有好过，同学也从来没有关注过我，找不到人。我所有的工作志愿者都在北大外面，但最后还是被北大甩在了后面。为什么？成绩好的同学都去了外交部、中国日报这样的好机构。当时北大刚开始公共英语培训，从只有英语专业扩大到北大每一个学生。北京大学的英语老师严重短缺，所以我被落下了。

交一个总是伤害你的朋友很重要

虽然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是我的朋友都比我高。从这些朋友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新东方其他三位创始人中，当时是我班班长兼团支书，当时是我的西方音乐史老师，睡我上铺。

我为什么要和他们交朋友？

首先，这三个人性格都不错，这是前提。

其次，他们三个在某个领域都比我强。例如，王强在许多方面都很有天赋，模仿能力很强，中英文水平都很高。他当了四年北大广播电台的站长。这些我都学不会。但是我学到了他的阅读能量。

他在北大的时候，生活费分两部分，一半是饭票，一半是书。即使他用完了所有的饭票，他也不会把钱花在买书上。如果没有饭票，他就借。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当时拿到国家助学金，每个月去22元。我也把钱分了两半，11元用来吃饭，11元用来买书。我不太懂买书，所以我当时跟着王强。他买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我养成了买书看书的习惯。

包凡和我共用一个宿舍，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这完全是塑造我性格的东西。鲍是一个很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人。他父亲是浙大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授，所以古文很好。据他自己说，5岁可以背《离骚》，8岁可以通读《金瓶梅》。一个8岁的《金瓶梅》读者，18岁一定看透了他的人生，他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鲍是一个能把自己所有的生理和心理缺陷都暴露给你，让你去检查的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全部放出去之后，他就没有心理负担了。但问题是我们这群人才刚刚长大，他8岁就长大了，我们心理承受不了。我们很想保护自己的面子，让别人告诉我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是他能发现你所有的缺点和你内心的阴暗面，让你无处藏身，所以我们极其痛苦，无论何时受苦都要反击。结果我们宿舍互相批评了四年。其实身边有值得交往的朋友，可以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见识，有更深的思想。

我以前是个可怜的诗人。

18岁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心理不平衡很多，因为长相和家庭条件都和同学很不一样。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已经慢慢调整了心态。

当年我们同学之间的对比可能和今天不一样。当时我们和那些读书多，在同学面前发表观点，写诗多的人比较——因为当时写诗也吸引女生。但是我很惨。我写了很多诗，600多首，但是没有吸引任何女生，也没有发表任何诗。

当时我们班有一些同学很有才华，很会写诗，还开了个人读诗会。我也去听了。看完之后发现《华》里面有五六十个女生追这些诗人，结果追了五六十个女生...

我是一个很差的诗人。如果我写诗成功了，我可能不会放弃文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一个穷诗人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因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素材，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新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