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荒谬的苦难哲学 荒谬的苦难哲学

马頔:荒谬的苦难哲学

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可以磨练人的意志，从而使人强大和伟大。过去有句话，“只有吃了苦，才能做大师。”所以，今天的“成功人士”喜欢对自己的过去只字不提。几乎每个创业者都是白手起家，没有办法贷款，最后背负屈辱的包袱，毫不犹豫的临阵脱逃。就风而言，即使是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喜欢讴歌母亲的辛苦与艰辛，最终她会自己成长。但是母亲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呢？谁应该为这种痛苦负责？孩子们做了什么来改善他们母亲的处境？除非你打算继续让你的母亲享受痛苦，否则这些实际问题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在这些作品中，真正的苦难远不如浪漫的抒情重要，浪漫的抒情不仅不重要，而且似乎值得感谢，因为没有这些苦难，母亲就没有施展“耐心”的舞台。

事实上，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破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说起苦难，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中的一句话:“加文王拘，奏周易；仲聂宇写《春秋》；屈原的流放地是丽芙骚；左丘是盲人，有普通话；孙子的脚笨拙，孙子兵法修改；非蜀，世传“卢兰”；韩非囚禁秦，“难”“孤愤”；《诗》三百首，迪达圣贤之举，亦怒。”然而，几乎所有被引用的人都忽略了前面的话:“妻子总是贪生厌死，想念父母，关心妻子。如果她对正义感到兴奋，她将不得不这样做。”没人能说王文不在乎就不会玩周易；仲尼写《春秋》离不开厄。屈原待在宫中，不肯赋离骚；如果左丘有一双清澈的眼睛，他不会写普通话；孙子脚好，不练兵法；若魏仍为丞相，不编卢兰；如果韩非不被囚禁，就不会有“难”和“孤愤”；有300首诗，圣贤高兴的时候写不出来？因此，这是作为普遍创造规律的特殊历史情况。

实践当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谁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可重复性，有的人获得了检验实践的权利，而有的实践则没有检验的机会。谁能保证这不是真的？曹雪芹全家喝粥，只能靠“抵押”喝。他其实写的是《红楼梦》，但谁能保证他吃喝好了就写不出《红楼梦》，或者写得更好呢？

这就涉及到中国人如何对待苦难的问题。苦难，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人的自我实现能力，使人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生活的平庸。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也愿意承认，这种苦难哲学安慰了人们。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苦难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承受苦难的人必须有非凡的毅力、超人的头脑和坚定不移的精神，才能牺牲较低的价值，换取较高的价值。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总有一些人为了取得更高的成就，不得不牺牲对自己来说价值不大的目标，但对于正处于历史关头的人来说，这种选择有时会变得极其残酷。因为它不仅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舒适和生活，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舒适和生活。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使一个人牺牲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舒适和生活，也可能无法回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它需要受害者的天赋、勤奋和机会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可想而知，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创造精神都是被苦难和悲惨的生活窒息的。面对荣誉、金钱、地位的诱惑，在一个只能以既定的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尊严的社会里，让所有人反抗贫困、疾病和各种世俗专制势力的压迫，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是一种奢望；面对离婚、抄家、监禁、杀戮、秘密处决，甚至杀戮九大家族的威慑力，只有少数人能扼住命运的咽喉，向撒旦宣战，而大多数人选择投降。在他们看来，自由是一件好事，但为了拯救它，可能不值得牺牲世界上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历史上司马迁只有一次阉割的原因。

第二，对造成痛苦的人应该有最低限度的容忍。众所周知，在各种磨难中取得非凡成就的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牺牲自己认为价值较低的目标来实现自己认为价值较高的目标。然而，这种牺牲一定是有限度的。一般来说，不能剥夺他们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创造一切价值的基础。有远大理想的人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但如果不能用生命换取更大的目标，这样的牺牲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被害人必须获得最低限度的“自由”或“牺牲自由”。当然，“文王拘奏周易”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但我想商纣王一定没有狱吏，否则会有太多的生命需要挽救，那么我们从哪里能设法演绎八卦呢？进而说明大阴帝国，尤其是监狱当局的惩戒干部，具有最起码的人文素质。不然怎么能允许一个法院院长在监狱里搞科研？孔子一生颠沛流离，晚年归隐写《春秋》，为汉奸贼所惧。但是《春秋》中并没有出现所有国家都不人道的户籍制度。否则，孔子可能会被作为“三不人”接受劳动教养——即使他写了《春秋》，也可能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而被秘密监禁；孟姜女不满秦帝的暴政，哭求八百里长城，成为中国最早的防暴英雄。但是，如果孟姜女在哭之前就被砍掉了，她怎么可能成为万马舒淇时代的首席女高音呢？陶渊明没有为五斗米低头，而是毅然挂冠归乡，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隐逸诗。但是，我说还有“十几亩方屋，89间草房”。如果土地被收归国有，房屋将面临强制拆迁。他老人家唱“回去再来”恐怕很难；方孝孺恪守儒家经典教义，不服誓言，被十大家族所杀，在城中被破解。然而，如果朱迪使他无法生存并乞求死亡，他就无法通过死亡来完成他的名誉...

中国传记作家喜欢描写传教士的不幸，认为传教士越不幸，他们的人格就会越伟大。最后，它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传教士取得巨大的成就不是靠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但这并不能解释像歌德、泰戈尔这样的天才都过得很好。相反，可以得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如果苦难对一个人有帮助，那么楚怀王就成了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英雄，因为没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汉武帝成为支持历史研究的好领袖。虽然他没有拨款给司马迁，但如果他没有阉割司马迁，司马迁可能不会写《史记》；皇权专制是好的。没有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李白、苏轼、关汉卿就不会留下这么多牢骚诗。即使是奴隶制也不差。没有秦始皇的鞭子，奴隶们就不会愿意修建长城和陵墓。.....而且，要让这些才子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是让楚怀王、汉武帝、石爷爷做得更差——就像一辆车，动力越大，牵引力越大——作为读者，我们自然会收获更多。然而，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精神需求，即使被请求的人是古代人或外国人。

在游览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经常听到陈湘银的一句话:“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评论家甚至学者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是否愿意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晶体”是如何形成的？是血、汗、水还是葡萄糖沉淀的？在我看来，如果任何一种艺术都不能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甚至完成的日期都是创作者生命的终结，那么这种艺术之所以存活下来，就是后人要研究祖先的耻辱。长城可能壮丽，兵马俑可能精彩，故宫和颐和园可能像大海一样深。但作为人性恶的象征，我们首先要记住，这些以白骨头打基础、满是脓和泪的所谓“艺术”，只是因为时间长了，才让我们“审美”。充其量是坏事衍生出来的好事，不值得表扬。就像强奸让寡妇怀孕，让她晚年生活有所依靠，但她不能因此而赞美强奸；这个流氓打断了一个少年的腿，使他没有资格报名服役，从而避免了“为国捐躯”，但他不能庆祝“断腿”；反派无缘无故阉割一个男人，让他没有机会犯生活作风问题，但又不能炫耀说:“不如阉割吧！”……

所有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赞美太监的贞洁，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赞美下岗工人的勤俭，赞美农民的朴素。我们的“牺牲”只有在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良心做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时才有价值。也就是说，善恶在个人不负责任的范围内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我们根本把握不住的事件，在道德上是没有机会获得赞扬或招致邪恶的。被动地从事一份他完全别无选择的工作，只能顶住舆论的压力，破坏家庭和克服困难，成就一份有价值的事业，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不问选择和强迫的区别，而称赞受害者的努力和勇气，即使他们的工作对后代真的有意义，也显得无情。

因为与意识形态捆绑太久，中国学者喜欢把所有问题“道德化”。大城市没有厕所，市民羞于在角落排泄。评论者将其归咎于“低质量”，完全无视市政当局的不作为；30年来，一位乡村教师省吃俭用，自费买砖，把一所学校扛在肩上，扛上山。媒体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却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位老人身心的摧残；云南一个村子里的一个女邮电工人，工资不够坐车。她徒步穿越群山，独自旅行数百公里。许多地方必须用拉链线穿过。记者采访结束后，她只称赞了自己的努力...被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来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尔虞我诈”。“尔虞我诈”的关键是闭上眼睛，绕开现实生活，把所有需要改进的现实问题变成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来表达情感，而不是形而上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一起消失。“要死一次，也就是要加几个殉国的忠臣，然后每次都要只表扬那些忠臣他们不愿意收回的旧物；一旦被抢，就造成了一群没有被羞辱的英雄女性。事发后，他们往往没有想着惩罚凶手，为自己辩护，只唱了那群英雄女子。”看来“干坤大挪移”这个法术自古就有，今天更是强大了。

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终受益者呢？当有些人心甘情愿或以欺骗的方式出卖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时，谁才是这种廉价产品的真正买家？从中国农民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减法的最终结果。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受着非人的虐待，士兵如篦来，官员如剃头，换来的是“勤劳”的道德声誉，但他们的善良和隐忍是否提升了统治者几千年来的道德水平？是不是让总督有点良心，解除压迫？或者简单地说，另一方面，是否有更大程度的相反变化？现在的人杀熊或者猕猴都要判刑，但是杀农民就像踩蚂蚁，有时候还会成为晋升的资本。付出如牛马，忍耐如羊，换来的却是入侵如虎狼，那么，这种忍耐到底是扶恶还是扬善呢？而几乎所有有头脑的“城市贵族”，甚至专家教授，都曾在开着“农家乐”回来的时候夸赞过农民的乐天知命，但他们哪里知道，这笑容背后隐藏的，是无尽的伤痛所累积的无奈？无数的哭声让他们知道哭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很难过。特蕾莎修女报告说，她在印度贫民窟帮助的人从来不去教堂，因为他们衣衫褴褛；不会哭，因为没有眼泪；永远不要祈祷，因为它没有用；他们甚至不会问，因为没有人会听他们的。中国农民从不去教堂，因为没有教堂；永远不要问，因为上帝听不见；我经常微笑，因为我不用担心有人会因为他是农民而惩罚他；不要怕死，因为下地狱只是在水深火热中种地。

诚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人们的选择自由总是有限的，但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人们知道，只要我愿意牺牲一些不重要的价值观，努力工作，我总能实现我的目标。没有什么比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更绝望的了。一个人的处境可能并不理想，但如果他知道那只是因为我不想放弃我的安逸，开拓新的视野；只要我愿意，没有人或组织能阻止我追求幸福，所以现状变得可以忍受。在这里，吃苦耐劳，什么时候开始追求新生活，新生活的标准是什么，完全由我来决定，而不是任何一个领导或者巨型组织的结果。

当然，在最好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选择自由，但这不能成为某些人和组织剥夺他人自由的理由。社会不能供养一群为别人选择幸福生活的人。除了报道真相，新闻机构没有义务教人们做人或冒险进步。即便如此，不幸和悲剧的事情仍然会随时发生，但它不同于有意识地指导人们生活的社会。这种不幸不是统治者和当局勾结的结果，而是非人为的权力是造成贫富、好坏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因为它是非人为的，这种力量，无论是来自市场还是偶然，对人的尊严和灵魂的伤害都比意识强加的苦难要小得多。区别只是比不小心摔倒被故意绊倒要好。

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从皇帝那里得到纸笔的人，首先说大话，骗人，要求“不见邪，不听邪”，老老实实地做听话的奴隶，不仅要做奴隶，还要从奴隶的命运中寻找美。时间久了，我迷茫了，只能自欺欺人。灾难和痛苦一来，就背诵亚生的语录:“因此，天将降大任，所以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缺少他们的身体，做什么就做什么。”问题是，“苦”、“累”、“饥”、“空”和“乱”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如果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话，肯定会让人在价格上跌得小很多，但我怀疑中国的圣贤和儒生大多把人的苦放在天上。因为如果灾难和痛苦是人为的，那么就有一个如何立即改善的问题，所以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会责怪天空，一切都会好的。

人类最常见的感受是:如果疾病、灾难和磨难来自一种未知的力量，无论你称之为“上帝”还是“天堂”，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种力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无法完全避免。所以，你的后悔不是针对某个人，你的后悔不是针对某一种力量，你相信只要这种力量来自天堂，天堂就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给你不幸。老子说“天地无情，万物为狗”，意思是天地是自然存在，没有偏爱。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命运被一个和你有着同样缺点、跌倒、谎言和内疚的人所控制，而这种控制是很难摆脱的，除非你愿意牺牲自己的尊严，出卖自己的肤色和金钱，让那些能决定你命运的人改变决定，否则你无法让事情变得更好。你不能去教堂，因为教堂是对上帝的呼喊；你不能上法庭，因为每个能有意识陷害你的社会都有穿裤子的全部权力。这个时候，你真的成了世界上最无助的人，被人称为“不应该天天”和“不灵”。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扩大选择的自由，尽量减少牺牲的程度和次数。但是，在个人选择对自己负责的公民社会建立之前，我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把教会和国家分开，让上帝属于上帝，凯撒属于凯撒。具体来说，就是把道德与社会实际事务分开，不要一味鼓励年轻人吃喝玩乐，做新时代的“稻草人”；不要盲目宣扬“苦难哲学”，让人们沉迷其中，无怨无悔，尤其是当那些呼吁别人“不惧牺牲，克服一切困难”的人是“一切困难”的制造者时，这种“苦难哲学”尤其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