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 袁隆平 会种地的大师

农事大师袁隆平

他应该是最受群众尊敬的科学家。袁隆平被一堆人围着，穿着大棉袄和白色西装，上了黑色别克，还在维持秩序的黑人保安开始小声嘀咕:“我真的需要他签字。”

饥饿的

在中国，人们对饥饿的记忆在袁隆平的故事中是不可缺少的。在一本200页的袁隆平传记中，作者用了20多页的篇幅来布置背景，讲述“饥饿的幽灵”。第23页，主角终于出现了。

杂交水稻之父，能让水稻增产20%，是个很踏实的人。他让他在书上签名，他把名字写在便签上，加上日期，所以一个字也没写。有人说，谈你的梦，他只想得到那些和庄稼有关的梦:“稻子长得跟高粱一样高一样粗，稻穗跟扫帚一样长，谷粒跟花生一样大，人坐在稻子下面乘凉……”

1999年，袁隆平第一次公开说出自己的梦想。那一年，他在国内没那么出名。有人记得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袁隆平亲自站在湖南展台前，介绍身后的杂交水稻，旁边是他在稻田里的大照片。心急的游客指着照片喊道:“嘿，这就是照片上的人。”袁隆平笑着点点头。“是我。”然后指着身后，把他的杂交水稻介绍给游客。

此后，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获中国国家科技进步奖、世界粮食奖、以色列沃尔夫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喜欢他。

是一个理想的中国科学家形象，看起来平庸无奇，却能解决现实问题。他很少公开露面。他一出现就喜欢穿白色西装，有大棉袄的气质。操湖南口音普通话的外国媒体喜欢强调“类似毛泽东口音”。另一家中国媒体证实，他的白色西装价值超过500元人民币。

90年代，袁隆平三次被提名为中科院院士，都以失败告终。有人私下推测，这是因为袁的研究过于应用化，不够基础和前沿，但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他不喜欢出现在媒体上。据他办公室说，原因很简单:浪费时间，最后内容差不多。他的一个助手解释说，他已经尽力配合了，去了央视，去了凤凰卫视，还去看了纽约时代广场广告牌上的中国短片。在那部短片中，他穿了一件格子半袖衬衫，而不是白色西装。

虽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有必要仔细解释他是如何做的，他的工作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大家又开始对视了。

孟德尔VS李森科

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长得像农民的袁隆平，并不是一个出生在农民家庭的孩子。1930年出生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他的一次月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当护士，他的出生档案上也有林乔治的签名。袁家境殷实，父亲是东南大学毕业生，母亲是教会学校高材生，英语说得一口流利。他妈妈对袁隆平说:善良，诚实，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袁隆平说:“母亲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

据传，他6岁时和大人一起去了一个农村果园，他爱上了农村；另一本传记认为他第一次爱上农村是在15岁。但是，不管是6岁还是15岁，都只是绕过了八年抗战。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战争的农村给袁隆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不太喜欢数学。他大学的时候申请了农学系。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据袁口述回忆录，毕业鉴定写的是“爱自由，松特长”。毕业后，袁到湖南安江农业学校任教。这大概和现在的青年志愿者有点类似。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袁的教学并不轻松。

作为老师，袁隆平和对面学校的女老师谈了好几年，但对方最终还是放弃了他，选择了一个“背景更好”的年轻人，“做出了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选择”。直到33岁，袁隆平才和她以前的学生邓泽结婚，邓泽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女孩。之后，除了时代带来的一些波折，袁隆平的家庭生活平凡而“幸福”。

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最辉煌的农学明星是苏联的李森科，他继承了拉马克的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的思想，而孟德尔和摩根的遗传学则被认为是“反革命”和“资产阶级”。起初，袁隆平根据李森科“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无性杂交”理论，试图将番茄嫁接到马铃薯上。第一年，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土豆从土壤中挖出，西红柿从茎中收获。但是第二年，把去年收获的种子种在地上，西红柿和普通西红柿没什么区别。

土豆和西红柿的故事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两年，除了土豆西红柿实验失败，袁隆平印象最深的还是饥饿。那段时间袁隆平目睹了路边、桥上、田坎上的尸体，也经历了“胃空空，身体虚弱，腿没劲。晚上睡觉，床冷，一直热着睡不着……”1961年春天，因为从事小麦，觉得湖南没有前途；做红薯，感觉就是一圈，意义不大”，袁隆平决心研究米饭能不能填饱肚子。

根据一本自传，他曾经从地里挑了一棵大穗的水稻，收获了1024粒稻种，种在田里。但是，最好的水稻后代，有高有矮，有早有晚，没有一个比上一代有更多的性状，这突然让他想到，正在被批判的孟德尔-摩根遗传理论杂种的第二代，会有性状分离。所以，去年穗大粒多的水稻应该是天然杂交水稻。

朱亮传奇

利用杂种优势提高作物产量的实践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出生在政治巨人家庭的美国男孩华莱士发现了杂交玉米的秘密。杂交玉米又大又整齐。华莱士和他的朋友成立了一家公司，通过杂交育种技术改良玉米种子。公司的业务只用了10年就从北美扩展到欧洲、亚洲、南美、非洲，为华莱士家族创造了巨大的财源。华莱士后来试图从政，并担任美国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和副总统。

20世纪60年代，采用杂交育种的方法，诺曼？Borlaug在墨西哥培育了抗倒伏、穗大的高产小麦。事实上，在borlaug的半矮秆小麦出现之前，小麦几乎不需要施肥，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施肥越多，小麦倒伏越严重，产量越低。而borlaug的“奇迹小麦”个头矮，不容易倒伏，开创了施用化肥的现代高产农业的先河。因此，borlaug也被认为是上个世纪第一次作物绿色革命的先驱。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你说的没错，就是和平奖，奖励他带领人民战胜饥饿，“通过和平努力挽回战争创伤”。

1962年，带着关于杂交水稻的问号，袁隆平自费去北京访问专家。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他阅读了大量新鲜的国外资料，知道了杂交玉米的成功，也知道了小麦杂交育种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他要做的是想办法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

杂交水稻育种被推迟是有原因的。与玉米相比，水稻很难杂交。在人类的三大主食作物中，玉米是雌雄同体的植物，植株的不同部位有雌雄花，雌雄花分离明显，易于杂交。而小麦和水稻是严格的自花授粉作物，雌蕊和雄蕊覆盖在同一个芽中，不容易实现杂交。borlaug的小麦杂交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需要一把镊子和一个放大镜。据资料显示，经过20多年、3万多次杂交试验，在borlaug获得了抗病、矮秆的“奇迹小麦”。

但在水稻中使用杂交玉米是不可行的，因为水稻不仅花很小，而且每花只结一粒种子，其花粉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才有生命力。操作难度大，人们很难通过人工杂交提供大量杂交种子来满足田间生产的要求。在当时的国际水稻学术界，专家几乎一致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没有优势。即使有优势，由于不能提供大量杂交种子，水稻的杂种优势也不能用于大规模水稻生产。然而，从北京回到湖南后，袁隆平决定从穗大粒多的水稻中寻找杂交水稻的关键。

三四年后，对14000个稻穗上的小花进行了检查。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杂志上，36岁的袁隆平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他在水稻上的发现:他发现了4株雄蕊不育的水稻，这种雄性不育是可以遗传的。所以袁隆平说:“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第一个使用雄性不育。”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贴了针对袁隆平的海报，但批评迟迟未发。后来得知是国家科委在《科学通报》上看到袁隆平的论文，专门发文要求湖南省科委支持袁隆平的水稻杂交实验。科技部的公函成了袁隆平的护身符。

1970年11月23日，当海南岛的野生稻正在抽穗开花的时候，海南当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山和袁隆平的学生李碧湖在一片长满野生稻的水坑里找到了他们需要的植物。这种野生植物生长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有败育的花粉。经过几代杂交育种，他们消除了植物的一系列不良特性，如匍匐生长、叶片狭窄、茎细长、易掉粒……花粉败育的特性仍保留下来。那野生稻被命名为“野败”。从“野败”开始，水稻领域一个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促成了另一场影响深远的农业技术革命。事实上，在发现“野败”后不久，大约在197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因为“难以解决相关技术问题”而中断了他们对杂交水稻的研究。

今天，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网站上，杂交水稻的解释说，“它高于其他水稻品种。”谢解释说:“在相同的气候、土壤和肥料环境下，杂交水稻比普通水稻产量高。同样投入，杂交水稻比常规水稻高20%以上。”谢是袁隆平的第一个研究生。他目前是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负责全球农业咨询组织组织的杂交水稻研发项目。

更好的种子和最好的种子

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中国稻田的水稻有58%是杂交水稻，在美国是40%。东南亚几个国家，平均8%左右。帕尔伯格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途径，“是和平探索战胜暴力冲突的胜利，也是那些认为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会扼杀地方创造的人的一个很好的教训”。然而，帕尔伯格认为，中国人战胜饥饿的另一种方式是“计划生育”。在他的书中，帮助中国战胜饥饿的两位英雄是袁隆平和马寅初。

然而，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杂交玉米的推广恰逢大萧条后，华莱士不得不掌管一个名为“农业调整办公室”的部门，削减包括玉米在内的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并向停产的农业工人支付工资。上个世纪的整个绿色革命时不时受到批评。在这个领域，人们可以特别理解，最好的是更好的敌人。帕尔伯格总结道:“批准者来自那些关心粮食生产并希望摆脱饥饿的人，而反对者来自那些旨在减少农民收入不平等的人。”但当时部分人反对的主要原因是，高产品种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雇佣农业农民对农业劳动者的需求；粮食产量越高，价格可能越低。

袁隆平并不担心这种影响。他的理想很简单。他希望农民可以利用高产种子“种三熟四熟”，并“利用剩余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去年4月，农业、农村、农民专家李昌平给袁隆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袁隆平“转而培育常规水稻品种，给农民留下一些真正的种子”。李昌平向本报记者解释:如今的三系杂交水稻“稻种”只能种一季，农民只能继续向种子公司购买稻种，这让他们失去了种子主权，不仅失去了与种子公司博弈的自主权和能力，也失去了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自主权和能力。他希望政府和科学家能有支持措施，让农民种植一些可以保留的种子。

杂交水稻很难培育出高产的纯稻，就像从一堆沙子里挑出红砂，得不偿失。一位植物学家向本杂志解释说，增产涉及很多基因，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出可以通过多代人工杂交将其优势传递给后代的品种。所以在“粮食不足”和“留不住种子”之间，我们选择先解决前者。

至于农民自己种植常规种子的建议，一位育种专家认为，“这看起来很好，但很难实施，因为目标不明确。”

袁隆平没有回复李昌平的公开信。但显然，在“粮食不足”和“留不住种子”之间，他继续努力解决前者。近年来，郑源致力于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超级稻，并继续挖掘提高杂交水稻产量的潜力。

转基因和有机农业

虽然给袁隆平的公开信没有收到回复，但李昌平对这本杂志的评价是:“袁隆平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袁的学生谢认为，“袁先生是一个敬业的人，特别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忽略了外界的干扰。”

“这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但今天的年轻科学家很难做到。毕竟环境不同。”谢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叹了口气。

对于这位兢兢业业的科学家，几位研究水稻的同事都说“袁先生是个很善良的人”；采访他的湖南老乡说他是个“幽默的人”。有一次我和一个人说话，对方提到他“擅长拉小提琴”，他会悄悄告诉对方“其实后面有人弹音乐，我就拿着钢琴在前面装。”但12月中旬，中山大学的对话活动上举办了《南方周末》和《中国梦》。四位客人中坐在右边的袁隆平，双手紧紧搭在大腿上，略显僵硬地向左倾斜。显然，他不习惯聚光灯。

从会场下来，工作人员端茶，还没喝一口，一堆记者围了上来。他微笑着，深情地看着那杯茶。“好，那就开始问。”有记者问他对转基因的态度。袁隆平有点无奈。这是他回答过很多次的问题。最近一次是两个月前。“我愿意献身于科学，尝试吃抗病抗虫的转基因水稻。”但他耐心地重复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可能需要对一些转基因病虫害持谨慎态度；用于提高作物产量的其他转基因不会有问题。

事实上，对于转基因等新技术，比他小几十岁的同事说，“袁先生的开放态度是我们无法比拟的。”袁的小儿子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系，一直从事转基因水稻的研究。他的研究目标之一是将光合效率高的玉米的C4基因转移到水稻中。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袁隆平松了一口气，差点把一杯茶端上来。不幸的是，有人提到了流行的有机农业。他的态度变得激动起来，放下了那杯水:“没有化肥，就不能增产，养活中国十几亿人口，”他说。“国际水稻研究所做了几十年的实验，化肥不会破坏土地的肥力。”说话的时候还故意把右手放在上面，加强“无破坏作用”的效果和表现力。这时秘书来汇报，车来了，他意识到自己应该累了，打断了关于有机农业利弊的辩论。

当他回来时，他打开了他签名的精装选集。中文最后一个是他亲自翻译的龙路，是菲律宾马尼拉以南约6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的一片一公顷左右的土地。从1963年开始，人们每年不间断地种两季水稻，稻草也没有还田。45年后，“答案几乎出乎意料。”“长期精耕细作水稻和使用矿物肥料可能不会降低土壤生产力。其实如果栽培得当，甚至可以改良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