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的读后感10篇 王安石变法内容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是一本由易中天着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32，本站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读后感：笔记

大部分内容都在描述一群戏精的人事斗争，对于变法的具体探讨少了点。也许就像很多人说的，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涉及的经济金融学知识，即使现代都存在争议，自然也非非专业人士的作者所能评价得了了。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就是充实国库，而不是为民服务，所以会频繁出现与民争利的措施而又毫无反省之意。至于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的贪功冒进、贪污枉法，也是所有政策展开时免不了要面对的问题。一来二去只能增加民怨。而王安石本人强势专横的权臣作风，挑战了素有善待士大夫传统的北宋皇室的极限，这些全部都成为了后续落难的隐患。当然就算没有这次变法，北宋的经济衰退的趋势也是无法缓解；没有他的强出头，旧制度的存在也无法限制皇帝的专权。所以我们看历史，总是看到一个个负面case，到底有没有正能量的内容让我们提提精神，有点盼头啊……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读后感：说似一物即不中

这本书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改革”的主题向来不好写。

因为前段时间阅读了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第二册中对王安石变法也有详尽的论述与描写，因此在阅读本书时，不自觉的相比较起来。

原本我的感觉是，易中天毕竟不是学经济出身，书中对于王安石变法内容的具体实施情况和经济影响所进行的分析和论述相对较少，但是易中天的治史态度倒还是挺客观公允的，对待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所形成的对立两派的论述也是“各打五十大板”，最后指出唯道德论和泛道德论是我国文化传统上需要深刻反思并改进的地方；至于陈雨露的金融史固然详尽的分析了变法的经济影响与始末内容，并从货币、土地等经济因素入手，阐述了严重后果，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但可能正因为陈雨露是金融学出身，本着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天然信仰、以及对官商利益垄断集团的批判，其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谓是“一棒打死”，犹记得书中写道历朝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和定性都是负面的、且“北宋之王始于王安石变法”、直到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才重提这段历史重新定性王安石、把“三不足”的口号重新喊了出来而为自己的变法造势，故而近代以来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才有所改观，但是，陈雨露这样的叙述也不免过于绝对化了。

因此，易中天的《王安石变法》和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的各自利弊大体如此。但是，看到最后我却发现，老易和老陈竟然“殊途同归”了。

易中天固然在论述过程中指出某些新法不见得不好而表现出中立的态度，但在最后两节中却明确指出“官与民争利”的问题，基于此展开的话、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也的确存在问题了，国家和政府的确需要钱、但绝不能与民争利，这样的落脚点就与陈雨露对官商利益垄断集团的极度厌恶与猛烈批判相契合了。

虽然这样的结论与论证过程的确是正确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因为“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是同样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

所以，这就又回到当初我看完《中国是部金融史》之后的感悟上了：用现代金融学理论的话语来表述，政府与市场不过是两种组织方式而已，而人性却是同一的，同样一批人组织成“市场”形式就一定效率高、万能而不出问题吗？反之，同样一批人组织成“政府”形式就一定低效或也一定高效吗？关键是机制设计和制度约束，争论二者效率孰高孰低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明晰二者的权责范围和权利义务边界：属于自由的市场经济活动和自发的商业活动的就交付市场去处理、政府无需插手，杜绝官商利益垄断集团以及“与民争利”的局面出现；而关于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公平原则、财富再分配、以及现代金融中至关重要的金融监管等问题方面，则交付政府予以监督和管理。

但是，最关键、执行起来最难界定的问题就是如何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践上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正如王安石变法中种种“看上去还不错”的方案一执行起来就出问题的原因。因此，易中天最后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总结是“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可以看出，后两者属于中国文化传统上的“积习难改”，前两者就涉及“啃硬骨头”等攻坚克难的现实问题了。

易中天颇有勇气的写出了“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的教训与启示；同时，又写到对公权力运用的警惕和制约。“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真真令人警醒和后怕。

就像我在看完《人民的名义》之后写道的：中国人似乎直到今天还在渴望、憧憬、期待有一个集“学术、艺术、技术、权术”于一身的“全能型青天大老爷”的政治强人出现。从政当官者的确需要自律、自省、自我提升、的确需要更高一筹，“权术”很重要，同时也需要“学术”上的严谨性、“技术”上的专业性、还要有点“艺术化”的能力和水平。

因此，可以满足这些个人特质的要求是我们希望的一种寄托，而在当今时代和社会下，我们希望的另一种寄托就只能是尽可能完善、合理、科学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了。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读后感：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的哀叹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

引子

广为传诵的《泊船瓜洲》作于1075年春。是年，宋神宗下诏，王安石回京重新担任宰相。解铃还需系铃人，之前变法的烂摊子，还得王安石来收拾。此时距开始变法已经有6年时间了。

这是一次是非功过任人评说的改革，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唏嘘不已。

缘由

为什么要变法？对于一个儒家思想统治的封建王朝来说，唯一的原因就是国家出现问题了。出现的问题可归结为“三冗”，冗官——政府为削弱官员权力，设置了太多的官位，官僚机构臃肿；冗兵——对内对外的需要，加上军事体制的不合理，国家养了太多的士兵，更要命的是，士兵战斗力不强；冗费，前面两冗造成花销巨大，战场失利，年年赔款，大兴土木，再多积蓄都能败光。新登基宋神宗看到国库亏空这个已浮出水面的危机，想有所作为，急于改革、保证“国泰”“民安”——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为什么是王安石？作为一个崇“文”的时代，宋朝有大学问的人很多，但抓住皇上意欲改革的痛点却没几个。“变风俗、立法度”，“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更何况，在王安石眼里，改革成功就能将宋神宗捧到“尧舜”的高度——这太有诱惑力了，每一个追求青史留名的皇帝都不可能不动心。一个有抱负追求，一个有实施纲领，君臣一拍即合。

办法

怎么变？宋神宗赐予王安石充分的权力大展宏图，王安石的变法方案一条接一条。这里挑几条主要的，也是后来引发争议较多的措施：青苗法，当农作物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款贷粮给农民维持生计，收取少量利息，秋收时偿还；免疫法，钱财可以冲抵必须服务的劳役，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官僚地主不免；保甲法，与免疫法并行，家里有两丁得抽出一丁来当乡兵，闲时训练；市易法，为防止大商户垄断交易市场，由政府出面购“余”售“缺”，商品多了滞销了，政府出面收购，物资紧缺了，政府再售出平衡供需……归纳下，这些措施有一些显着特征，比如，官府出面、参与、调节经济的机会增多，加大了宏观层面的调控；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很明显，不管是利息、服役的货币化还是平衡市场供求，都体现了政府的财政需求；变法引发“国进民退”，不仅给老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也触及了大地主的利益。

面孔

宋神宗的角色让人想到800多年后的光绪帝，只不过他拥有的权力比光绪大很多。但若改革危及政权稳定，特别是民心不定时，他会掂量改革持续的必要性。后世曾国藩说过的“窃闻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大概能表达出宋神宗的这般心情。更何况，宋朝是以“与士大夫共治”的方式来统治国家的，王安石变法后排除“异己”无疑也使得自己处于一个政治上孤立的局面，帝王永远都会在意君臣礼数这码事的，不好猜测宋神宗对王安石是否有一闪而过的防备和顾忌。

再看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用苏轼的话来说，“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有学问、有志向、有魄力，似乎是成大事的不二人选。但另一方面，作为理想主义者，他过于讲究改革的“道德”，反对变法就是不道德，就得被排除在外；过于重视改革的成效，眼里由不得半点沙子，听不得半点不好；用人方面过于强调才学，忽视品德，以至于在变法执行层面上发生了偏差以及最后许多门生、下属的倒戈。

至于司马光，他是典型的反对变法的守旧派，他与王安石之间完全是“主义之争”，代表着儒家和法家的对立。苏轼是个清醒的人，看到变法中积极的一面，也能察觉不得人心的地方，最后还因为变法牵连引发“乌台诗案”蒙冤。还有富弼、吕惠卿、邓绾等等，变法中的众生相交错在一起，拼凑出这次改革的复杂与迷离。

败因

改革为什么失败？总的来说，这种推行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的改革理念，最终只能为专制主义代言，缺乏改革必要的科学与民主要素。变法虽然充实了国库，但是是以盘剥老百姓为代价，顺带还染指了大地主的腰包；改革缺乏自上而下必要的监督和检查，很多政令到地方就发生偏移，成为地方政府盘剥百姓、趋利避害的伎俩；发起者和领导者宋神宗后来在改革态度上的摇摆，缘于王安石对改革发起目的定位的模糊；当然还有王安石个人性格的缺陷，一开始就有人提醒宋神宗，王安石的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会影响改革的推进和最终结果，在待人方面，王安石滥用道德绑架、不善于团结中间派，用人失策；与司马光的针锋相对反映出儒家文化的安分守己、墨守成规与法家激进、绝对控制这两种理念的不可调和。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慢慢离他远去，失败看起来无法避免。

易中天在这本《王安石变法》里写到，“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 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如果宋神宗和王安石泉下有知，看到这段话时会惊出一身冷汗。

影响

尽管变法让政府“赚到了钱”，但它负面影响更多——何况，政府“与民索财”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业绩。变法给老百姓带来更沉重的负担和疾苦，宋神宗最担心的民心涣散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国家表面繁荣的背后，一波接一波的农民起义同样“如火如荼”，到宋徽宗执政时，更有宋江、方腊这种影响力巨大的暴动；变法引发和激化了朋党之争:守旧派和变法派各执一词，皇帝和继任者废法立法，左右摇摆，客观上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变法打击了商业发展，以“市易法”为代表的变法措施，使得商业正常发展举步维艰；最可怕的是，变法推崇“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如前文所说，宋朝君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纳谏是一种美德，包括皇帝在内所有人都必须畏惧天命，这就维持着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相对平衡。而变法表现出来的“不惧天变”刚好为以皇权为代表的独裁意识的发酵和泛滥铺设思想根基，只要路线方向没问题，祖宗之法、天命暗示都是可以“与时俱进”的。到后来，继任者如宋徽宗和蔡京在这种皇权独裁下肆意妄为，直接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警示

分析原因和影响后，不难得到一些给后来人的警示。

首先，改革的推进基础源自各方面的共识，需考虑到各方势力，除了使基层细胞受惠获利外，特别要注意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另外，要始终维护人治思维下的统治阶级的改革初衷；

其次，要维护好政府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王安石变法中，过多的行政干预、参与商业交易，本意是增加财政收入，实际上却破坏了正常的商品交换规律，权力与经济利益不能共存，“国进民退”不可取；

第三，把握好框架方案与具体实施的关系。现在我们经常强调执行力，也是这个意思。看起来最科学的“青苗法”，因为地方政府急于表现变法的业绩，强制老百姓以及地主们贷款，使得变法初衷变味；由政府出面平仓救市，执行者有太多的猫腻可以玩。变法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民意反馈渠道，怪不得王安石会困惑:政策很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反对？

评说

尽管如此，当我们回头看王安石变法，还是需要肯定他的这番作为。列宁曾评价他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当一个政体、组织日渐孱弱、积重难返时，“不做不错”与“做了有错”两者利害关系，相信人们会有公允的判断。王安石也曾有过这样的厌倦和彷徨，“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当然，如果他能及时迷途知返、知错就改就更完美了，宋朝历史也将被改写。只不过，时代的春风不会再吹绿他梦想的江南岸了。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读后感：不忘过去，才能开辟将来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是继秦商鞅变法、汉王莽新政后又一次大规模、极具颠覆性的改革，后宋时代，帝权高度集中，思想日益禁锢，创新愈发收窄，直至清末百日维新，再未发生过影响如此深远全面的改革。然而，除商鞅变法外，其余两次均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甚至在徽宗一朝沦为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

王安石之变法在后世引起了极大争议，可惜历史不可假设，改革最终的成效无人可预测，但无论何种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划分，对既定利益团体的威胁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商鞅得罪了世袭贵族，最终导被车裂而死，但较后两种变法，商君之变法简单粗暴，富国强兵，立竿见影，尤其在列国争霸的环境下下，军力的迅速壮大意义非凡，秦朝的国力已逐渐和新法相依相存，故商君虽亡，其法仍存。当然，商法虽在乱世中让秦鹤立鸡群，但其副作用在秦并天下后即刻见光，天下苦秦久矣，最终二世而亡。王莽新政的失败固然有其改朝换代的不正当性，但最主要的还是其政策充满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变革最终触犯了各个利益阶层，同时穷苦大众也未得到任何实惠，失败是必然，但仍不失为一次伟大的乌托邦尝试。秦朝的改革外部压力多于内部压力，而王莽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则完全因内部腐朽衰落所催生。王安石的改革，大部分内容，比如青苗法、免役法，有现实的问题导向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也是比较合理的，尽管其他内容如市易法等太过于计划经济，但总体来说还是主要针对当时北宋的种种弊端设计的解决方案，若其能将政策现先试点，紧密团结受益群体，轻缓推行，不断修正，大事或可定。但王安石为人太自信，又过于急躁，不够变通，又太刚愎自用，忽略一系列不利因素，当局者迷。在这么一个萧规曹随、官僚体制锈透的环境下，加之天降旱灾，天时地利人和皆失，失败仿佛也是必然。颠覆性的革命没有暴力护航注定出师未捷身先死。

改革派和反对改革派的对立与争斗，让我感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立场的辩论往往发展成道德的抨击，环顾现如今的微博网络上的骂战，有几个不是从具体问题出发，在道德定位上落脚的。当道理变成道德时，谁对谁错谁论据充公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迅速占领道德高地，给对方戴上不道德的帽子，此举屡试不爽。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古人改革的成败得失，是一份最珍贵的参考资料。改革不是数学题，没有只要。。。必然。。。不尝试永远不知会得到何种结果，橘生淮北则为枳，把“你看人家”挂在嘴边的都是理想主义者，任何合适的制度都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贸然改变或者强行移植只会双输，平稳推进虽成效缓慢，自主探索虽往往碰壁，但至少不会引起动荡和退步，当然，历史告诉我们，搞改革，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然而王安石只团结了皇帝。。。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读后感：王安石变法，一桩急性自杀的惨案

对“王安石变法”，大家都不会陌生，对它的评价，却是很难有一致：贬它的如朱熹，说王安石变法“群奸肆虐，流毒四海”，南宋学者罗大经更是说的严重：“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当然，有A类评价就有B类评价，在梁启超那，“王安石变法”又是另外一种说法：“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之日莫之能废。”

所以，A和B，孰对孰错？关于这道是非题的“正解”，易中天老师凭着自己的《中华史》系列，为我们提供了多一种参考。

在“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中，易中天老师跟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群聪明正直的政治家，却让变法沦为一场拉锯混战，最终一败涂地”？当然，根据资料参考和逻辑论证，易中天老师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里面除可概括为“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唯道德论”的四样错误，变法的“操之过急”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说来也是怪了，《王安石变法》全书12万7千余字，通读下来，你会发现这里头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是不着急的。

首先，宋神宗本人很着急：国家经济形式是大好的，但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跟不上开销的增长，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请问，神宗这个皇帝可怎么当？

更要命的是，神宗皇帝发现，自己身边的人也很不像话：神宗继位第三个月，朝廷决定提拔开封知县到开封府工作。然而皇帝找这个人谈话，却发现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气得神宗皇帝不知说什么才好。

在神宗皇帝看来，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不改革不行。依靠那些元老，那些旧人，还有那些老办法，也不行。改！必须改！马上改！

王安石呢？确实有些本事，但也是个急性子，神宗皇帝身边的人多次提醒过皇帝本人，然并卵！神宗皇帝跟王安石可谓“一吻定情”：

在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觐见皇帝陛下，

神宗问:朕想要实现 天下大治,爱卿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办？

王安石说:选择道路。

宋神宗问:学习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答:要学就学尧舜,学什么唐太宗!

二十一岁的皇帝大吃一惊,有点热血沸腾。

后来,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感慨地说:唐太宗一定得有魏徵，刘备也一定得有诸葛亮，才能有所作为。

王安石答:那两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神宗又吃了一惊。

诸葛亮和魏徵都不放在眼里,这个王安石,究竟有多大 本事,竟敢如此狂妄？

后来的事情，的确证明了王安石是个着急证明自己，也着急看到改革成果的人，保马法、青苗法等等这一堆后话，不用多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

反对王安石的势力，也是急性子：

王安石刚刚开始着手变法，御史中丞吕诲就打算参他一本。一天早朝，翰林学士司马光与吕诲相遇而同行，司马光问：“今日上殿将奏言何事？”

吕诲举起奏章说：“我将弹劾参知政事。”

司马光愕然道：“王安石素有学行，朝廷正喜于得人，奈何弹劾之？”

吕诲回答：“你也这么说啊，其实王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喜人佞己。听他说话好像很有道理，而施于用就会出乱子。他若在一般的侍从官位置，或也可以忍容;若作为宰辅大臣，天下必受其祸!”

司马光说：“未见王安石有什么不善之行迹，这样论奏恐怕不妥。”

吕诲答：“皇上新即位，年富力强，朝夕与之谋议国家大事者，二三执政耳。执政苟非其人，则败政亡国啊!此乃腹心之疾，惟恐治不及时，难道可以缓后吗？”

当然后来这家伙真就这么干了，结果呢？又是一个然并卵。吕诲甚至因为这次弹劾而被罢免，最终死不瞑目。

当然，司马光本人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倒是见证了王安石的倒台，也等到了自己掌权，却也立即就对变法进行了全盘否定，并立即着手于全部废除，似乎自己都忘了自己掌权前一个月还是主张对新法进行甄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结果，整个变法也就不得不以“一桩急性自杀的惨案”的结果呈现在我们眼前。

历史没有后悔药，神宗皇帝不再有机会思考改革关键是否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在于择人，不在立法”。如今的我们，也不再有机会修正当年的改革结果。但好歹，我们得到了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一种反省——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急不来。即便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大到国家改革，小到企业基业长青、个人功成名就也都还是如此。

“国家改革”很重要，但并不能一蹴而就，即便是现在每天都在宣扬“平等”好处的美国，也是1920年的时候才给了妇女选举权，而美国有色人种的胜利，则更是努力了不止一个世纪，直到马丁·路德·金领导那次民权运动以后才有结果的事情；

“基业长青”很重要，但并不能一劳永逸，即便是伟大如IBM这样的公司，也经历过从做计时系统、磅秤、自动切肉机业务，到转行做计算机，再到现在提供智能解决方案的数次转型；

“功成名就”很重要，但并不能一步登天，即便是被大家一口一个“爸爸”喊着的马云，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不得志，才能成就今天的他自己。

我们的老祖宗很智慧告诉过我们很多真理，比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欲速则不达”，“好事多磨”，“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但抱歉，所有这样的淳淳教诲，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要吃过亏上过当才能记住，这样的时候多了，真理也就变成了“鸡汤”，被世人所嫌弃。

感谢易中天老师，为我们在“王安石变法”的AB是非题之外提供了另一种认知答案，这答案没有鲜明的立场，只有仿佛身临其境的过程带入，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基于史料的描绘，至于它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正解”，或者又只能是一碗“鸡汤”，见仁见智吧。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读后感：“人”为因素加速王安石变法失败

易中天，曾经在百家讲坛“品三国”而名噪一时，大江南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很多娱乐界人士都效仿其说话风格。易中天之所以广受欢迎，主要在于其幽默的口才、犀利的语言和直击靶心的洞见能力。时隔多年，易中天潜心研究，编写了《易中天中华史》系列文章，从全球视角出发，对三千七百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运和选择进行了全新解读。《王安石变法》列《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

王安石变法是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一次变革，其初衷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以此为出发点设计政策。他试图使皇帝相信改革既可以让民间富足，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既得利益者非法渔利的行为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由于变法在推行过程中存在措施不当、执行不力、落实变样，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造成了百姓利益的损害并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改革的结果便是扰乱了民间经济，遭到了几乎整个社会的抵制。王安石的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之后的历次变革，都能找到王安石改革的影子，其中关于银行管理、国家调控以及货币化劳役等观念至今仍在使用。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读后感：那些年读过的王安石变法

重拾王安石变法是个很偶然的因素，我从事的是艺术留学申请的工作，我的学生有一些是学绘画的，我有看过他们的绘画，尤其是中国画作品。作品之中很少有配图的诗词的，我就想，这难道不是中国画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么？于是我就恶补自己的唐诗宋词，等这些学生想起来自己画的中国画应该配上诗词，但他们又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大捞一笔了。

读诗词，不读宋史，是很荒谬的事。一个真正想要学习诗词的人，也必须对相应的历史有所了解，否则就很容易觉得古代的诗人是不是太矫情了，动不动就哼哈呀一的，很像我这样经常发牢骚的人。但实际来讲，除了我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乾隆以外，其它诗人词人所做的作品，相比于他们存活的年代，其实非常少。所以那些我们至今还在读的诗词的作者，通常是真的才华横溢，才会有那么多的思绪需要借助诗词来抒发，并不是无病呻吟。

说到诗词，又不得不提唐宋八大家：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及王安石。其中宋代的这几位基本生活在一个时代，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也曾和欧阳修，王安石同朝为官。可以说，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是我读过的所有朝代史中给人感觉政治官场学问水平最高的一个时代。朝中显赫人物无一不是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的划时代的大师，这在清朝简直不可思议。那既然相处于一个时代，他们彼此之间又有怎样的交流和过往呢？请您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的《百家讲坛之唐宋八大家》系列，下载央视影音app可以实现离线保存。

当时，苏轼，王安石和欧阳修三人相比，欧阳修先入朝，王安石次之，苏轼最后，他的京试主考官便是欧阳修。王安石京试第一，但由于犯了宋仁宗的忌讳，所以被安排成了进士第四名，而苏轼则是主考官欧阳修眼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但由于考卷密封姓名，欧阳修怀疑苏轼的考卷为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将苏轼列为了第二名。尽管名分各有前后，但三人皆被当时的朝野视为文坛豪杰。

但三人的命运很不一样。欧阳修曾位列中枢，后遭到小人诬告，污其与侄女有染，尽管后来真相大白，但欧阳修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告别了京城；苏轼刚入朝时，曾被宋仁宗视为宰相之才，可惜其言辞不羁的特点终害得自己半生漂泊，虽偶有入朝做官，但更多时候是不断地被贬到地方，更曾因为乌台诗案遭人陷害，险些丧失了姓名；三人中我最为佩服的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展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然而因为其变法主张触及权贵豪强阶级利益，加之变法操切，用人不当，最终无奈失败，退居金陵，了此残生。王安石去世时，因朝中新旧党争，朝廷并没有给予王安石应得的宰相厚葬的待遇，送殡者仅寥寥数人，观者不胜唏嘘。

关于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的原因，还是麻烦大家去看康震教授的讲座，不一定比听相声的效果差，铿锵有力，由浅入深，很是值得回味。我只想说自己对于王安石的看法，我想如果自己生活在和王安石一个时代，又碰巧和王安石同朝为官的话，我敢说自己对他肯定也多半是反感的态度。因为这个人太格格不入了，王安石生活中不修边幅，不重饮食，不尚娱乐，甚至经常不洗澡，在宋朝那个基本上大家还算是纯爷们的年代里，我不能想象他不洗澡时身上带着的味儿能多令我受不了；而王安石却又是那么独特，此人可谓博闻强识，诗词文章不是一般的好，他也曾在死后塑金身于孔庙，性格上强硬坚定，为官任上行政效率很高，是个政绩卓然的政治家，清末维新派梁启超在为王安石写的传记中，将王安石喻为古今千百年来唯一完人。

在这儿插一句，如果我们如今的公务员有哪一位能做到王安石这样的话，那么我还真的不介意他是不是公开的贪，因为我会相信他贪有他的理由，有他不得不去做的目的和用处。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中国人恨了好几百年，直到现在我还能看到有些历史学者指责王安石变法加重了当时人民的负担，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持此观点的历来有之，比如南宋的开创者赵构，就公然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王安石变法，并下令全国取消王安石配享孔庙的资格，而我上文提到的中国历史上最多产诗人清朝皇帝乾隆，更是将王安石形容为无君无父无法无天的一个佞臣。直到建国后，由于我们的主流史学观开始关注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和改革性质，王安石的历史地位才得以扭转，而不是像秦桧那样被塑成永远跪着的姿态。

我想，可能是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课本太过纵横捭阖，导致我们对一些很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看法却是那么的轻易，好像秦始皇焚书坑儒跟烧一张纸差不多。其实，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变法在任何时期都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事。都不用先去考虑所谓的反动势力如何强大等官方说法，光是普通百姓对于改变这一次本身的态度，就不是很欢迎，我所见过所感受过的很多人的想法，都是现状虽然不好，但如果能恒久不变地保持下去，那么生活也不是太糟。但往往越是这样的想法，就越是会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因为弱者固然想要守成，但强者绝不肯轻易罢手，财富这种东西是没有尽头的，社会制度越是不完善，财富分配的机制越是不健全，人们心中对于财富增加的欲望就不会停止扩张，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而北宋之所以出现危机，恰恰是因为社会管理太过松闲所致。北宋的君主大部分都还能坚持君臣共治的表面和谐，公务员收入普遍优厚，同时对社会普通民众也不强加管制，放任土地买卖和商业自由发展。而对于在灾荒年间出现的流民，朝廷往往以招兵养兵的方式，防止社会生乱。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社会愈富，而国家愈贫的现象。北宋自宋真宗伊始，每年年收入的七八成要用于军费和行政开支，剩下的一两成还要用于皇族开支及其它的财政支出。等到王安石变法的前夕，北宋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状况，所以才有了年纪轻轻的宋神宗大胆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的经历。

历史上说，王安石的变法触及了当时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所以导致失败，是这样么？我认为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当时的确反对王安石的人中官僚皇族就占了大多数，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甚至哭谏皇帝罢免王安石，就连我们心中的万古良人苏轼也曾引用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由来反对变法中要求官员服劳役的法令；而我认为不是的理由是，我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挑战了当时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官派儒学的宗旨，等于不看时机地挑战全天下读书人的生存理念，这就相当于现在有人宣布国家应该全面收回农民手中的土地一样，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注定不能被整个时代所接受。

可王安石当时为什么还要做呢？因为这些事情就该有人去做啊！一个社会管理者，目睹老百姓的利益受不到有效的保护，国家存在的支柱几近崩塌，难道他应该充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么？难道我们就该彼此默不作声，将保护不了自己正当利益的弱势群体，当做活该失去的阶层，将本来应该去建设去改良的意志，用来彼此仇恨，让越来越多人的希望变得不现实么？我们受了几千年的压迫，所以不知道如何去反抗，如何去争取权益，宁可让神让开封府让英雄甚至让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为我们主持公道，自己则束手以待，这样的环境，对于改革者本身来说，如何不是一种过于残酷的炼狱？这一切，王安石怎么会不懂呢？但是他还是按照心中所想去做了，所以无论结果如何，我们至少要佩服他的勇气，这种最起码的良知我们不该丢。

欧阳修人很差么？苏轼人很差么？苏辙，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这些人哪里差了？哪怕是被王安石提携参与变法，却暗地里整治过王安石的吕慧卿，他从能力上来说，也不逊于上边任何一人。可为什么他们就没挑起变法的头儿呢？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在应该选择国家的时候，选择了自己，这不丢人，只是可惜。本来应该是中华历史最绚烂夺目的一个时代，结果却分崩离析，群星黯淡。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朝中大臣因为皇帝的喜好，分为新旧两党，彼此争斗不息，终于等来了宋徽宗和蔡京，以及北方金国大军浩荡的马蹄。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读后感：开始就错了

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错了，他变法不是为了老百姓过的更好，而是为了国家财政有钱花。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国用饶”是目的，“民不加赋”是变法顺利的理想情况下对老百姓的恩赐。可如果变法不顺利呢？加点赋自然是变法的应有之意。事实正是，到最后加的赋可不是一点半点：国用并没有饶，百姓却是真的水深火热、哀鸿遍野。 从富商大贾到贫苦农民，都要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王安石？凭什么。这明显是被代表了。想想七百年后的美国人民，他们同样是被英国议会决定加点赋，直接就把英国人垄断销售的茶叶倒进海里开始造反了：你说加税就加税？哪怕以后只能喝咖啡也不能被代表。相比之下，北宋的农民冲到王安石家里上访算是很克制了。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有人反对，而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变法根本不得人心。以人民的名义总结一句，只有一种变法或改革能成功，就是给出更好的政策让百姓富起来，经济发展了税收自然会增加，而本末倒置的变法注定不会成功。 王安石最可恶的地方不是许多变法内容不切实际，而是变法的方法不当。他从不承认他的变法不得人心，只认为是反对派阻挠。对反对变法的人，不论说的是否有理，一律弄权打压。苏大爷不过写了几首诗他们就要抓要杀，这在赵祯当皇帝的时候应该不可能发生。是王安石把北宋来之不易的开明政治传统带进了专制的深渊，是王安石的一意孤行把北宋的政治斗争从观念之争、意气之争变成了权力之争、党派之争。专制和党争正是北宋亡国的直接原因，王安石堪称北宋的秦桧，而且从结果看，王安石的祸害程度比秦桧更大：秦桧只是让南宋不得发展，王安石却直接让北宋完蛋大吉。不要以为只有贪官误国，清官误起国来往往比贪官更厉害，贪官误国不免心存畏惧、鬼鬼祟祟，清官站在道德高点上一旦误起国来，简直气壮山河、无人可挡。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读后感：开始就错了

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错了，他变法不是为了老百姓过的更好，而是为了国家财政有钱花。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国用饶”是目的，“民不加赋”是变法顺利的理想情况下的恩赐。可如果变法不顺利呢，加点赋是不是变法的应有之意？事实正是，到最后加的赋可不是一点半点，国用并没有饶，百姓却是真的水深火热、哀鸿遍野。从富商大贾到贫苦农民，口袋里的钱全要掏给王安石，凭什么？百姓真要没被加赋会冲到王安石家里上访？以人民的名义总结一句，这么个变法要真成功了才是见鬼。

王安石最可恶的地方不是变法内容异想天开，而是变法的方法不当。他从不承认他的多数变法内容不得人心，只认为是反对派阻挠。对反对变法的人，不论说的是否有理，一律弄权打压。是王安石把北宋来之不易的开明政治传统带进专制的深渊，是王安石把北宋的政治斗争从观点之争、意气之争变成了权力之争、党派之争。这两条正是北宋亡国的直接原因，王安石堪称北宋的秦桧，而且从结果看，王安石的祸害程度比秦桧大。秦桧只是让南宋不得发展，王安石却直接让北宋完蛋大吉。不要以为只有贪官误国，清官误起国来往往比贪官厉害，贪官误国不免鬼鬼祟祟，清官站在道德高点上一旦误起国来，简直气壮山河、无人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