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读后感 文明的冲突

关于文明冲突的思考

一年多前看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后来又看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今天看了王缉思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系统阐述，觉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自己关于不同文明冲突与共存的话题。

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局势瞬间逆转，呈现出新的面貌。以前两极对峙的局面已经被美国是超级大国的局面所取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压倒性胜利，可谓繁荣一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阐述了他对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判断和分析，指出几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将取代传统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

这个理论出来的时候，拍砖的人很多，认同的人很少。对手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的主角仍然是民族国家，国际冲突的根源在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文明或文化只是利益的延伸或利益的掩护。

第二，还有一种反对“不可调和的文明”的说法，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下，所谓文明之间的差异最终会缩小。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动荡的世界引发了学术界对“文明冲突”理论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巴以冲突不断从暴力走向暴力，为耶路撒冷流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再次升级，宗教怨恨和世仇不断；9/11令人震惊的撞击使世界站在了尽头，灰烬成了废墟，墙壁被打破。所有这些暴力和冲突事件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正在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之一。

在分析亨廷顿理论之前，有必要澄清几个概念，即“文明”、“文化”、“宗教”、“民族”和“国家”。文明包含多重含义。海因茨将其定义为一个文化单位，这是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按照这个标准，亨廷顿把世界划分为七大文明，指出所有文明都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相互排斥，它们的状态只能是冲突而不是和谐。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宗教，而宗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存在，所以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几个具有共同文明的民族国家联盟。与文明相比，文化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共同价值认同。它一般随民族一起出现，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慢慢形成，也可以在政府的催化下形成所谓的民族凝聚力和共同的文化转换。

文明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扮演什么角色？作者认为简单地夸大文明，粗暴地否定文明的功能是不可取的。诚然，自黎塞留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中确立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以来，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考虑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帝国主义者对领土和殖民地的争夺，对战略要塞控制权的争夺，对自身影响力的苦心经营，都直接反映了传统的现实政治考量。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文明的影响在助长战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观历史，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的战争持续了数千年，为真主而战的圣战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仍然将对犹太教的仇恨视为迷惑民众的法宝。

一直延续至今的宗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1世纪其势头仍在增强。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宣扬一元论，从而放弃了说服其他宗教的可能性。每个信徒都坚信只有上帝是对的，拒绝妥协和兼容。因为上帝的召唤，人们的行为很难用理性的经济考虑来解释。如果策划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和在塔利班组织的圣战分子是出于经济利益，那就很难让人信服。

另一个争论焦点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否不可避免。乐观主义者说，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把整个世界作为利益相关者日益联系在一起，文明的融合将是经济融合的延续。因此，认为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完全是危言耸听。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认为经济一体化意味着西方文明的胜利，并以冷战结束以来民主化的兴起为例，证明西方文明正在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也有其他学校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正在消亡，历史更悠久、智慧更好的东方价值观将肩负起拯救世界、维护和平的重任。国内学者大多持后一种观点。

悲观主义者同意亨廷顿的观点，即不可调和和不妥协的宗教决定了文明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例如，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超越国界，在共同意识形态的启发下与世界各地的美国人作战。他们试图掌握国家权力，形成统一战线，用合法的国家暴力对抗西方文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作者对海因茨的理论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他开辟了传统地缘政治研究领域之外的文明与宗教的观察视角，符合建构主义的历史。文明的矛盾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冲突，但这些冲突都归咎于文明的差异，只是简单地处理。

然而，作者对亨廷顿认为中国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共同抵抗西方文明的做法深表不满。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儒家文明强调宽容与和谐，主张以温和的方式促进文化的融合，以确保文明之间的和平。儒家文明是一种内省的大陆文明，而不是外向和扩张。

从现实来看，中国不可能与伊斯兰世界携手抵抗西方文明。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现有经济体系的既得利益。在世界经济分工中，中国虽然处于生产链的中下游，但符合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状况。凭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并正在积极向产业链上游跃升。另一方面，在伊斯兰世界，贫穷依旧，社会萧条，人民穷困潦倒，产油国依然只是产油国，农业国依然是农业国。总之，伊斯兰世界是现有世界秩序利益的牺牲品，他们受到极大的刺激，从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会与伊斯兰世界联手。

最后，应该补充一点，亨廷顿不是西方文明的至上主义者。虽然他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提出战略意见，主张保持西方对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优势，但他内心深处的隐忧确实在于美国文明本身。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不同文化的融合一直是困扰美国的难题。他多次提到美国的文化冲突，即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与移民非主流文化的斗争。长期以来，以WASP为核心的美国传统价值观起到了熔炉的作用，融合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然而，随着亚裔、非裔和西班牙裔人口的迅速增加，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正在失去吸引力。亨廷顿担心美国西方文明失去主导地位，导致国家因文明冲突而解体。多元文化正在侵蚀西方文明的桥头堡，这一点在他的新书《我们是谁》中得到了验证。

作者认为，文明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统一的宗教永远不会出现，但普遍公认的道德准则可以出现。正如王缉思先生所说，“虽然这样一个世界还很遥远，但它值得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