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骞 一个协和医学博士自白：我为什么没当医生

一个协和医生的告白:为什么我没有成为医生

正文/高鹏·希奥维

17岁那年，出于对某种生活模糊的期待，我报考了国内最好的医学院。直到我交志愿表的前一个月，没想到有一天会成为医学生。这时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她看过的纪录片，讲的是协和医院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林如何医术高超，善于做人，灰砖绿瓦的医学院如何出名，如何培养一流的医学生。几句话勾勒出的画面瞬间触动了我的一根神经。因为我17岁了，一直希望自己能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路。我觉得这八年的医疗生活会充满艰辛，同时我觉得会不一般，不落俗套。

遇到30个同级新生后，开始交流理想。大部分女孩受到林的启发，进入协和医院，立志成为名医。只是很快，这些荣耀和欢乐就被冲淡了，然后就是现实生活的漫长考验:我们立下希波克拉底誓言，解剖尸体半年，早上给整个病房的病人打针抽血，赶着给阑尾炎病人做手术，每天晚上自己学习到半夜12点以后。直到最后，我们在里外堆了几本又大又厚的妇孺用书，把自己困在教室里一个月，很黑。然后通过了冗长的毕业考试。

我算了一下，除了选修课，8年修了59科。八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医学本身是一门不完善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在这个过程中选择了一个有人道主义负担，有自知之明的职业。这个职业承载着患者神一样的期待，但又离不开一个凡人的身份和身边需要面对的琐碎现实。

八年后，我毕业了，没有成为一名医生。毕业那天，我穿着医生的制服，导师打着领带，领带上印着耶鲁的字样。让我们合影留念，然后说再见。早年教会学校毕业的导师看着我，忍不住说:“可惜你没当医生。”。

那段时间我妈经常在电话里说上楼很辛苦，说明她的风湿性心脏病加重了。我让她来北京复检，可能的话会做介入球囊扩张，力度不大，能解决一些问题。有了医院积累的关系，我提前做了周密的安排。但就在治疗前，一项必要的检查不仅发现了严重的二尖瓣狭窄，还发现了她的瓣膜血栓。医生说这种情况不能做球囊扩张，如果做了一定要开胸。拿到核对表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对我来说，当时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200多元，5万元的运营成本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笔巨款哪里能筹到？那天晚上，按照实验计划，我要去丰台区大红门屠宰场取10头猪的眼睛回来做实验。不像外面安静的世界，屠宰场午夜上班。我在黑夜里等了一个小时。工人们上班后，我穿过血淋淋的地面，听着猪临死前悲伤的哀嚎，看着工人们用刀割掉五只猪的眼睛。我赶紧交了50块钱逃离现场。

我带着猪眼的冰盒回到黑暗的实验室，试着睡觉，在地下实验室忙到天亮。回来的时候，我妈还在等我。她用坚定的态度告诉我:“我想过了，暂时不做手术。”作为一名医学生，我没能说服母亲。当然，我和我妈都知道，即使我妈被我说服了，我也承担不起这笔巨额的手术费。

这个夜晚让我难忘。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导师对我说:“听说科里名额紧张，今年的名额已经用完了。现在有些事情很乱。不过没关系，你觉得这样行吗？我的研究基金账户里还有大约3万美元。我可以告诉院长你应该留在眼科。我会付你研究经费，带你去诊所。这样，我们可以每周花两天半的时间去图书馆，一起讨论问题，把我知道的都教给你。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有前途的医生。”他描述的生活让我向往，又有片刻动心，但很快就被现实淹没了。

我不敢直视老人的眼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就在昨天，我下定决心离开医院，去美国做科研。我终于咬紧牙关告诉导师:“我不打算当医生了。”

“真遗憾，为什么？”老人很惊讶。

为什么不做医生？有些原因我不能告诉老人。他想得那么单纯，心态那么乐观，一辈子。他能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普通医生的精神和物质分裂的矛盾吗？他会认为医学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和知识，还有其他因为太宏大太复杂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吗？他能接受张和林的时代已经像一个纯粹的童话故事那样远去吗？他能告诉我一个有宿命感，追求丰富多样的年轻医学生，如何在生活中获得内心的快乐与平静吗？

八年前，我选择学医是因为林，琉璃瓦和救命。八年来，我尝到了学医的快乐，也和同学一样，为学习医学知识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但这种快乐和艰难逐渐被稀释在小个人、大社会、瞬息万变的时代和科学进步的杂烩里。

鲜为人知的痛苦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个在急诊部轮值的同学问大家:“一个在车祸中遭受创伤性出血的病人，在没有担保人的情况下被送到了急诊部，没有人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你就不能治治他？”如果我们上学的时候遵循的是救人的教育，当然不需要马上去想，去抢救。但是根据实际医院教育结果，第一个问题是医疗费用谁来出？如果值班医生是被他天生的责任感驱使，不要费用就救死扶伤，最后很可能会被医院训斥。

另外，如果病人因为没钱而拿不到药，指责医生不救人就有点不对了。众所周知，现代医院分工严格，医生只是大系统中的一个小分子。他不能指挥整个医院，甚至连药房也不行。和以前在家看病的老中医的权威不一样。但是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病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医生免于破产。好像所有的医生都是势利小人，只治疗富人，不治疗穷人。

说到看病，我们往往把它简化成一个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忘记了医生和病人生活的医疗环境。我们只能看到医生，他是代表医疗与我们面对面的人。但患者对药物、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满和反感，不应该转嫁到医生身上。

有调查问:“你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吗？”在接受调查的200多名医生中，大部分回答“太多了”、“我刚在一起认识”、“我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每个被调查的医生都遇到过医患纠纷。光被谴责和痛斥，他们彼此分手；甚至病人上法庭，甚至医生遭受暴力。当被问及最怕什么时，被调查的医生几乎一致:“医疗纠纷”。

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印象中，医生的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暧昧。但是很少有人确切知道医生这个职业的痛苦和风险。一项调查得出结论:“如今，医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他们比大多数人死得早，更容易自杀，患心脏病和胃溃疡，比其他人更需要心理咨询，比同时代的人更容易饮酒和吸毒。他们的婚姻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挣扎着，不知所措。”

当医生变成病人时

有个美国老教授行医50年，晚年得知自己得了喉癌。他成了病人。他从“站在病床边”变成了“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现在的医学、医院和医生，他突然获得了一个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说自己以前是医生，习惯发号施令。但他成为癌症患者后，经历和心情和其他患者一模一样:不敢面对疾病的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他面前的商业医疗环境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

他开始意识到，其实“这些问题在我生病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直到我成为一个病人，重新回来工作，我的眼界才被打开”。医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意识到病人面临的问题？也许他只有成为病人才能意识到。

老教授对比了一下角色转换后的感受:当医生的时候，习惯了对病人的生死做决定，习惯了拥有权力。但当他还是个病人的时候，这些能力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病人后，虽然认识几个熟人，但和所有病人一样，只能做一件事——等，等，等。他总是遇到等了一个小时却只用了五分钟就去看医生的情况。作为“病人”的角色，他终于意识到医生对病人的同情有多深远。德高望重的医生成为病人后，也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不幸经历。他本来可以起诉被误诊的医生，但是行医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被病人起诉过，但他自己肯定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就像他说的，每一次痛苦的经历摆在我面前都能让我想起自己过去的做法。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医生，这些经历会成为他们以后行医的教材。他在《尝尝我自己的药方》的序言中说:“如果我能从头再来，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可惜生活没有给人重来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的遭遇，希望你我能从中吸取教训。”

关于病人:你需要的好医生是谁

我们需要的是善良的医生还是好医生？我们需要的是名医生还是好医生？

我见过这样的三个医生。

一个是心地善良的女医生，说话总是很温柔，关心和同情病人。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病人一定会满足人类触觉的强烈要求。但博士直到50岁还是副教授。同事评论她临床逻辑不清，很少更新知识，也没有什么科研成果。

成为副教授后，有一个出国读药理学博士，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发表了很多科研文章。然后有一天，他回国发展，继续回归临床。由于他在科研方面的优势，他很快获得了医院教授的头衔，成为了系主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的技术其实不如一个每天都在临床实习的主治医生。然而，一个普通患者在门诊是无法知道和判断这样一个故事的。

还有一个医生非常擅长心导管插入术，但是他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的学历是本科。这份文凭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在各种学术团体中获得光鲜头衔的可能性。在一个毫无戒心的病人眼里，他无法理解自己真正的临床技能，也就是病人最关心的医疗技能。

那么，如何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好医生呢？在目前的医生评价体系中，一个资深医生，他的学术成就或者行政职称都会给医生带来更多的名气。但是对于特定的患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人情味和医术。如果不能兼得，应该是医术对患者更重要。

一个朋友得了子宫肌瘤，需要手术。我以为腹腔镜可以解决。他问我去见谁。我给了她两位专家的名字。结果她看了之后告诉我，有专家告诉她，因为肌瘤的位置比较难，而且周围有血管和导尿管，腹腔镜可能解决不了，所以恐怕需要剖腹手术。我问了同事的医生。结果医生一听就明白了，说因为医生的手术方式太细致，有人可能要两个小时手术，她可能要三个小时。有些人可能感觉不到危险的位置，但她可能感觉到很大的风险。

我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她惊呼“这里学问太多了！”我问她:“你宁愿肚子上有三个洞做腹腔镜检查吗？还是愿意冒剖腹手术的风险？”既然你要做这个手术，你就要尽量找一个最适合你情况的好医生。

那么，中国医生的医术是怎样的呢？中国的一位免疫学教授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病学免疫学那么强，他们只是在科研上有话语权，有资金做基础研究，比我们产生更多的实验室成果。从临床经验来说，我感觉他们真的不如我们，或者国内的一些医生更厉害。我在晨间门诊接触过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们有许多病人和许多疾病。但在美国，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如果住进病房，几乎所有内科的实习生、住院医生、教授都会来看。”

现代智能病人

我的一个朋友住在妇产科的肿瘤病房。她进去的时候手里拿着“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行为挑战了医生的权威。医生称这些病人为“好斗”病人。比如我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农村来的病人，老老实实，一句话也不问，而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女知识分子，问题很多，看着就头皮发麻。不知道哪天会麻烦你。

抱着“别让医生杀了你”的朋友继续按照她内心的目标和愿望行事。因为在她看来，她的最终目标是争取最好的医疗，为自己的健康做计划。为什么看《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解释是: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要了解医学界的真实情况。我要看各方面，好的坏的，然后才知道如何防患于未然。

自然，面对医生，她有很多问题。比如医生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她会问医生为什么建议化疗前做手术，为什么建议化疗前做手术。结果她发现两种治疗方案没有显著差异，只是两位医生的治疗理念不同，治疗习惯不同。

据她回忆，几乎每天查房的时候，医生走到她床边，她都会微笑，准备至少两三个问题要问。不仅如此，她还找到了医学院的妇产科教材，来回看了好几遍。她对自己疾病的治疗史、演变和最新国际进展有详细了解。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和我没听过的故事。

在给她做静脉插管化疗时，疼痛让她大喊，结果却在病房里找到了最有经验的老护士给她插管。老护士尽了最大努力，轻轻地溜了进来。最后出院时，她问负责病房的老教授:我对这种病的认识已经相当于至少一个医学院学生的水平了吗？老教授只好赞赏地点点头，说:“你的水平不仅限于医学院校，有的本科可能学的没你深。”

这样一个“头脑敏锐”的病人，一直在以一种坚强却又友好的方式，争取最好的医疗，努力保持与医生的平等，努力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与医生对话的位置上。最后，她赢得了医生的关注，带着健康和满足回家了。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一两个医生交了朋友。结果她复查的时候，只要停在门诊，医生就会像老朋友一样回来问候她，问问题。

医生和病人总是敌人吗？两个凡人的交流，最柔软的是坦诚和真诚。作为一个能引起医生注意但又不反感他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听起来很悲哀，也很悲剧，但这也算是我们目前冷静面对现实的一个解决办法。现在的现实是怎样的？医生上学时没有学过沟通技巧，没有竞争环境，工作后也没有职业培训，这就要求他们重视沟通技巧。然而医患关系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开始未谈及防范。

当病人成为医生时

一个美国女病人的经历很发人深省:她一生都有双重身份:全职病人和全职医生。她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并因感染而多次住院。她患有各种传染病，做过多次骨髓活检，医生也一再警告她，你随时都有可能得淋巴瘤或者其他癌症。她痛苦地躺在床上，乞求死去。后来，她决定学医。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生病的人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情，从而更好地了解身体，重新控制身体。

另一个原因是她每个月都要静脉注射抗体和干扰素。光是这笔费用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当医生可以减少这笔费用。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显示了一个面临疾病的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需求。如果没有别人能帮忙，那就自己动手！当医生也解决了医药费。她后来成为一名医生，写道: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对这个行业了如指掌。我不仅知道我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我还知道它对背后的人意味着什么。

“反正如果你病了，你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医生自己的问题。

“我可以轮流使用我自己的病人经验。我对待病人就像我要求医生对待我一样。这种体验更有利于我与患者的交流。”

这位先天性免疫缺陷的女医生以独特的方式理解了她一生中的疾病、恐惧和无常。她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医生和病人都对每一句亲切的话和每一次仔细的检查心存感激。控制疾病并不容易。还有，“疾病蔓延，最后胜利。我们会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死亡获胜。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选择追求的职业是注定的——美好而光荣的失败。”

现代医学困境:好医生与“牛”医生

一个朋友胸部有个肿块。半年前，她去看了一位70岁的乳腺外科医生。有一天，我接到朋友的电话，她的语气很焦虑。她说刚做了b超，单子上说: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朋友极度抑郁。

第二天，她拿着b超结果，又去看老专家。老专家依然坚持:“目前还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的手，找个高手做b超。”朋友找了个b超专家又做了一遍。第二次b超结果为:边缘不清，血流不畅，乳腺增生。建议跟进。两个结果完全相反。她哭笑不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该相信谁。

在这两个结果的煎熬下，我的朋友似乎是一个喋喋不休的“秋菊”，不停地去看北京其他医院的很多医生。这些医生的建议无一例外都是:切掉它，病理结果一出来一切就清楚了。她转头问我医学生的建议，我的话和医生的一模一样。她又问老专家，老专家还是说:不要随便操作，相信我的手。

她去做了钼靶检查，结果也显示乳腺增生。带着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天，有好几个病人在我面前。她坐在走廊上等着。这时，一个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丢下了拳头。这位70岁的专家被打得头发凌乱，表情痛苦。* * *带走老专家和女病人的时候，他身材高大，在人群中看到了我的朋友。他转正说:“改天来看看，不用挂号，直接来。”

那个开始打人的女病人，五年前见过一个老专家。当时因为乳腺癌晚期，老专家动员患者做全乳切除术，否则复发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切除了乳房，但从未复发。然而，她的生活却因为这个病，这个手术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失业了，离婚了，经济窘迫了，没有了生活。这位女病人把自己悲惨的生活归咎于老专家五年前提出的她应该做手术的建议。于是，五年后，她来到诊所，用自己的方式发泄对老专家的怨恨。

朋友问我为什么别的医生劝她切肿块，看病理结果。为什么老专家冒着被病人粗暴对待的风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要求她相信自己的手？

当法律介入医患关系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警惕甚至敌意的时候，医生从病人那里得到的人道回报越来越少。他们在为患者做决策的时候，逐渐学会保护自己，给出一个稳定的决策，给患者一个清晰、明确、可测量的结果。建议她做手术的医生，都是朋友咨询过的，对肿块的性质一无所知，就建议她不要管了。病理结果出来后，真相就出来了。这样的医生是法制社会的好医生。他们看着所有的乳房肿块，当良性和恶性不能决定性别时，他们会建议病人把它切除干净。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不希望患者无缘无故多挨一刀。“乳房对女性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被刀子割破的乳房，最终是不完整的乳房。”他冒着被抱怨和误解的风险，告诉病人他认为最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的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医生可以直言不讳，有多少怀着警惕和预防之心而来的患者愿意相信这位真诚的医生？肿块以后真的会变成恶性，进而把医生告上法庭吗？

“你说，他想要什么？”我朋友问我的。

我说，这可能就是现代好医生和濒危“牛”医生的区别吧。相反，像邱发祖这样的外科大师，并不是一味提倡“手术刀第一”的教义，而是提倡“如果能避免手术，就不需要手术；如果能有小手术，能解决问题就开刀；如果非要开大刀，一定要开得彻底，开得好”。

只有治，不再治人

如果你面前有两个医生，一个医术过硬却待人MoMo，一个医术平庸却待人和善，你会选择哪一个？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就选后者，医生首先要人性化。小何看病的经历，发生在被老板虐的那几个月。作为“办公室政治”的受害者，她极度抑郁，经常感到胸闷、呼吸困难、心跳加快、手脚麻木。她的脖子看起来也有点肿，她认为是甲亢。她去医院看了几个科室，医生给了她检查单，然后看着检查结果说——没事，回家呆着。

“终于看到内分泌科的小医生了。她看了试卷之后，可能觉得我挺顺眼的，或者那天正好不太忙。她问我最近有没有受到什么打击或者出了什么问题。我看到她那么好看，就来来回回的说了几个月来被老板辱骂的事。结果聊完就感觉好多了。然后她告诉我这叫换气过度综合症。我用她教的方法，在我不舒服的时候用塑料袋吸气呼气，感觉好多了。”

然而，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失去温暖为代价的。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断言:“科学的进步导致大多数科学家越来越偏离他们的天堂，研究更多的专业和技术问题。研究的深度在增加，范围在缩小。广义上讲，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不再是科学家，而是成为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为行政官员、操作人员，成为聪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也适用于现代医学。医学，本来就是一门永远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现在越来越显示出职业化的冷酷。

因为经常背痛，小何决定再次去医院。她找我咨询的时候，我说，如果你能孜孜不倦的去做，那就去吧，但是那天你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她为去医院做准备。首先，她被医院的医生指导台分配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女副教授的电话。医生给她做了很多检查:血常规，血液生化，宫颈涂片，b超...很多考试，她连全名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医生说等这些检测结果出来后再来。一周后，所有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妇科没问题，去肾内科。她去了肾内科，做了很多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冷的说:我在这里很好。去骨科。小何问我:“这些医学生只是给病人一个说法？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有解剖结构，是按器官系统划分的。”

除了单纯的指责医德下降，其实医患之间的尴尬局面和今天一样难以收拾，个别医生也不能完全指责。其实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病人对医生人性一如既往的要求，另一个是现代医学分工越来越细化的现实。难怪一位智者感叹道:“技术专家如此深陷于自己的问题之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东西在他眼里都不复存在，他的人情味可能会枯萎消亡。”因为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原本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在短短几十年间，突然变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几个或者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当我们进入医院时，它就像一台有故障零件的机器。当我们去装配线时，医生看着他负责的零件。对于医生来说，不管零件来自谁，都是一样的。他只关心维修，就像车库里的工人一样。

而100年前，是一个医生只面对一个病人。当时在医学上，还没有那么多准确定量的检验仪器和指标，主要是在医患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凭经验和感觉来完成的。“人情味”成了当时医患之间的重要调料。

今天，医生的情绪越来越冷，因为他们失去了以前的焦点。现代医学似乎进入了一个人文层面没有转折的尴尬局面。而医学上的“科学主义”则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亲近平民的温暖也许正是治愈人们对医学MoO偏见的良药。

我的母校是20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所医学院。它最初起源于中国，与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医学传教士”面对的是包括肉体和灵魂在内的病人。

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一段历史:学校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蓝安生，带头给冰冷的“白大褂”送温暖。他的解决办法是在北京成立一个“社会服务部”，鼓励医生和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从而拉近与市民的关系。蓝安生教授还邀请“国际平民教育之父”严到协和医院讲学。严语重心长地告诫未来的协和医生:“你需要科学家的头脑和传教士的心。”

当时还是学生的陈也在台下，深受感动。以后，他脱下“白大褂”，穿上“灰长衫”。他去了农村，来到了中国农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是医生，妻子是护士。他决心给药更多的温暖，在医患之间寻找更广泛的解决方案。